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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森的举止和言谈中，马上觉察到这位老医生正处于麻醉药的影响之下，看来这药还刚服下不久。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但既然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情况，他就认为不会发生事故，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苦苦地责备自己。
安德鲁驱车离去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查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齐克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汤森脑子里想些什么可只能猜测了。只知道怀拉齐克那时的情况虽不紧急，但病情稍稍重了一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看来，汤森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很可能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下新的医嘱，离开怀拉齐克，亲自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医嘱是每隔六小时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内注射，立即打第一针。
由于一个老护士生病没来，值夜班的只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也很忙，既在汤森大夫的医嘱上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立即去执行。她先前没看过，当时也没去查看病人病历表上记的东西；因此她不知道此人因过敏而禁用青霉素。
护士来到时，怀拉齐克本人既在发烧又昏昏欲睡，没有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给他讲。注射完毕，护士就离开了怀拉齐克的病房。
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得靠推测，另一部分则根据同病房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
根据已知的青霉素反应，怀拉齐克打针后不一会儿就会感到异常恐惧，浑身发痒，皮肤变得火红。紧接着很快他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惊厥，脸、眼、嘴、舌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发出窒息、喘气以及从胸腔发出的其他临死前的异常声音。最为严重的是喉咙肿胀，这就堵住了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不能呼吸，紧接着——在痛苦和恐惧之后，总算老天开恩——是失去知觉，然后是死亡。全过程只有五分钟或可能稍长一些。
如果采取抢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的肾上腺素并立即切开气管——在颈部把气管切开——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并没有及时叫人，等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看到邻床病人翻滚挣扎、听到他窒息的声音，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赶紧按铃把护士叫回来。但等她赶来时，未得到任何抢救的库尔特·怀拉齐克已经一命呜呼了。
护士马上大喊住院医生的名字。她也喊汤森大夫，指望他还在医院里。
他果然还在，而且比住院医生先到。
汤森接手后，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原因又只能凭猜测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凭意志的力量，他理清了思路，开始其本来可以成功的掩盖手法——
只要后来安德鲁不插手的话。他当时一定清楚，护士并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同时，只要特别走运，可据以定罪的两件事——早先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和他让打的青霉素——人们或许不会去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他能把死亡说成是出于自然原因，也许就不会有人去注意真正的死因。还有一点是汤森不会不注意的：库尔特·怀拉齐克没有好朋友，看来不会有人来刨根究底地询问死因。
“可怜的小伙子！”汤森对护士说。“他的心脏受不住了。我本来就担心可能出事。你知道，他有心脏病。”
“是的，大夫。”年轻的护士顿时放了心，因为她没有为任何事受到责备。汤森是给人印象很深的有经验的权威，他说的话护士毫不怀疑，住院医生也是一样毫不怀疑。他被叫来以后，看到有人在现场处理；既然无需他帮忙，他也就去干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死了个病人后，我们得做一些事情。年轻的女士，你我两人一起来干吧。”
事情之一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填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星期四上午，安德鲁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齐克去世的消息。
走过诊所接待室时——这接待室由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他听到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接待护士佩吉在打电话，说是“汤森大夫的病人昨晚死了。”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同情地说，“听说你失去一位病人。”
长者点点头。“挺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你替我给他看的病。
叫怀拉齐克。他肺炎很厉害，心脏又弱。他心力衰竭而死。我本来就担心可能这样。”
安德鲁或许不会再想这事的；一个病人死了，当然很遗憾，但这种事并不少见。可汤森的态度有点尴尬，使安德鲁隐隐感到不安。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离开诊所了。安德鲁的不安促使他抽出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查看。对，安德鲁现在记起病人的模样了，而且在查看时他注意到两点。一是有青霉素过敏的标记，这点看来并不重要。另一点是病历上没提到有心脏病，这倒有些蹊跷。
安德鲁这时还是不太在意，只是感到奇怪，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谨慎地打听一下怀拉齐克死的情况。
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