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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完医生后，按照约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电视台录制节目，然后再和弗兰克两人轮流开车带我去萨克拉门托。我从医院出来时，就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生病了。
接电话的时候，黛博拉正坐在我家门前的车里，等着我回来。和往常一样，她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到了。我问她：“我该怎么办？”我很担心自己的情况，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弗兰克。我该怎么告诉他？我是否应该按照原先的安排去参加在萨克拉门托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医院里刻意保持镇定，但此刻，这些情绪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我再次问黛博拉，这次我的语气更加急切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和黛博拉之所以合得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很像。她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后，感到很震惊。她告诉我，她会尽一切所能帮助和支持我。然后，她说到了非常实际的问题：“卡莉，如果你不能去萨克拉门托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没有人会责怪你。”黛博拉接着说：“但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去，你和弗兰克两个人就会整天坐在家里，手握着手，不断地焦虑。那样的话，也不见得对你有帮助。”
很快就要到家了，我又想了想黛博拉的话。她是对的。所有的检查都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做。在这之前，我也没法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和弗兰克待在家里，整整48个小时，什么都不做，我只会胡思乱想，这样也不见得好。回到家后，我就和弗兰克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一年半以后，也是在这个客厅里，警察通知了我们洛丽的死讯。我告诉弗兰克，肿块是癌症。但是，医生们不知道是什么癌。我想着黛博拉还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就赶紧把话题转到了当天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还应该去萨克拉门托吗？
对此，弗兰克一开始表示了反对。他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立即否定了他的想法。对于我要去和已经有三届任职经验的芭芭拉·博克瑟竞选，人们本来就有诸多猜测。我当时已经在认真地考虑参选了，去参加萨克拉门托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机会碰到很多活动家和潜在的捐助者。我要去做几场演讲，包括在星期六的早餐会上做主题发言。对我而言，有事可做，就能让我不去想自己生病的事。我还告诉弗兰克，我们要出席这个大会的消息已经传开，如果我没到场，人们肯定会有更多的臆测。以后，再想要对公众说明我的病情，就很难解释了。
最后，弗兰克妥协了，我们一起出发去了萨克拉门托。弗兰克一直深爱着我，对我照顾有加。到达会场后，演讲就开始了。整个周末我们几乎都是连轴转，忙着和不同的人见面、互相介绍、在招待会上寒暄，在演讲中交流。那个时候能有事情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那个周末对弗兰克而言，则非常难熬。我在忙着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忙着到处打电话，告诉其他家人我生病的消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对我的病况了解甚少。我感到很不舒服，在淋巴结上也查出了癌细胞，这可不是好的征兆。但我们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有限的信息了。
***
我曾打算把出席这次大会当作一次和政界人士相识的聚会。我也曾预想过，当人们问我是否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也可以给出很肯定的回答。而如今，我的癌症诊断结果强迫我暂时无法给出坚定的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参加竞选。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复原，我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再肯定了。那个周末，我并没有向人们表现出我能打败芭芭拉·博克瑟的决心。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告诉他们，我还在考虑中，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参加竞选。
因此，当2009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的身体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对加州的别样感觉，即便有宿命论者说加州注定是政治家的“滑铁卢”，即便加州的债券评级最低，人均资本预算赤字位居美国最高。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加州人口外流严重，数目高达400万。这里的房价很高，学校质量一般，道路坑洼不平，就业前景黯淡，很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决定离开。高昂的税收和不堪的监管负担，也让企业不断付出。
可以说，加州的中产阶级已经纷纷远离这个地方了。只有穷人和富豪选择留在这里。几年以后，这种现象和贫富差距将会成为让自由民主党派人士头疼的头等大事，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虽说如此，当时在民主党的治理下，2009年的加州还算不错。2012年，当奥巴马总统和自由民主党人士在讨论加州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远走他乡的原因时，认定这就是因为保守的管理政策所致。面对这样的论调，我实在无法苟同。事实上，我认为，加州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恰恰是自由主义政策盛行的结果。
5年前，你要是对身为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我说，我将会参加2009年的美国参议员竞选，我肯定会觉得这是玩笑话。事实上，当年有人建议我弃商从政的时候，我的确笑过。掌管惠普这家全球财富前20名的跨国公司，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也深刻地从中吸取了很多有关个人发展和前途的教训。我对于自己所做的决定非常满意。我也非常明白自己对惠普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尽管人们曾经公开抨击过我。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过被诋毁的感觉后，就会明白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并不能界定自己、左右自己。是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而不是外界的声音，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我曾经犯过错误，但我知道，我已经以正当的理由尽可能地做了我自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就心安理得了。当我从惠普公司离职的消息铺天盖地时，我因为明白我是如何用自尊和良心捍卫了自己的抉择，因此依然能骄傲地跟他人分享这段经历。当我在写回忆录《勇敢抉择》最后一章的结束语时，我写道：“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如今的我心静如水。”
我也知道在政府过度干涉的时候，企业有多么脆弱。我的从业经历告诉我，员工和顾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们需要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我只是没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无论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美国国会工作的某些人认为，当我还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征收互联网税。然而，如果开始征收名目繁多的互联网税，不断提升税收代码的复杂性，并在网络中加以推广，就会明显加大与互联网有关的一切运作成本。我知道，这对惠普公司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惠普公司有上百号律师和会计师供我调遣，一同理顺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那个周末，我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从我个人的从商经历出发，分享了我的政治观点。对我而言，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责任和机会。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责任更好地区分商界和政界的运作方式。萨克拉门托公共雇员联盟多年来积攒的财政收入不足和政治争夺问题，让整个加州政治体制陷入瘫痪。尽管，华盛顿成功地掩盖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赤字问题。美国国会为此还通过了一项篇幅长达1 000页、价值约为8 300亿美元的开支账单，其实这份账单没有人能看懂，也唯有如此，大家才不会追问这些钱的具体流向。
我告诉美国国会代表，你可以想象有一家公司，每年从政府索取和获得的拨款都比上一年更多，而这家公司内部却没有明确的赏罚机制，无论效益好坏，员工都是吃“大锅饭”。这家公司没有竞争者，他们的客户也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或者供应来源。最后，这家公司还无法向投资者交代他们投入的资金去向，钱怎么花的，花在了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全部无从知晓。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就是政府的投资者和顾客。除了面对政府，没有哪个投资者或者顾客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求的是一个将责任落到实处，信息透明公开，绩效评估公正的政府。
我也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机遇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在一家只有9名员工的小机构里担任秘书时，有两个人告诉我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机会。但是，机遇不会从天而降，政府有权利创造机遇或者扼杀机遇。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一个开放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