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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保国并没有照着吉生的礼让，去在长板凳上落座，而是仍然规规矩矩地站在屋子中央，低声说道：“我不坐。我今儿个来，是按照政府对我回村后的要求—每隔三天向村级政权汇报一次思想行为，向你汇报来了。”“向我汇报？”吉生一听这话倒还有些惊愕了，“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和你，咱哥俩是谁跟谁呀？之间什么关系，他们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能不知道吗？邻里乡亲的，谁还向谁汇报个啥呀？”但是牛保国并不这样认为，他还是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说：“不。这是政府向我提出的要求。我已经请示过村长了，村长说让我以后就到你这儿来，向你汇报思想情况。”接着他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向吉生汇报起了回村来他这三天的思想行为。吉生看着牛保国认真的那样儿，只好耐着性子听，等牛保国把他的思想行为情况汇报完毕，立刻就又笑嘻嘻地拉着牛保国的胳膊，硬要牛保国坐下来和他聊天，并且在与牛保国的谈话中再三津津有味地提及他们那一伙人当年去三河口街上贩棉花时的那些风风火火的事情，但是在牛保国心里却清楚地知道彼一时，此一时也，现在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时候了，社会上贫雇农当家做主人，人家吉生可是个响当当、硬邦邦的贫农，他和吉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并没有敢造次多事，伺机就告辞回家去了。
时光过得也真快，牛保国回来后一转眼就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五。农历八月十五按习俗是中秋节，在这个节日人们历来都讲究个一家团圆。多年来牛保国总是漂泊在外，每逢这一天的晚上他都要遥望着天空的那一轮圆月，遥望着远处的家乡，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往往情不自禁地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背诵起唐朝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来。可是今年不一样了，一家大小欢聚一堂。他老婆张妍这一晚上也情知牛保国的心思，把什么都准备得停停当当的。她在很不宽敞的天井院子中央摆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时鲜的供品—有她用上好的白面，里面包着红糖所蒸的圆圆的月饼，也有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硕大石榴、新鲜柿子、大红枣和核桃。小方桌的中间还放着一个小香炉，里面插着三炷香烟袅袅的线香—祭祀月亮神。凑巧这天晚上的天气也很助兴，十分的晴朗；月亮很恪守职分，天刚一麻麻黑就及时地从东边山头现出了银盆大脸，又圆又光亮，把它那银白色的光辉大大方方、毫无保留地洒向了大地，洒给了祭祀或者是观赏它的人们，使得大地上的一切都依稀可见。当然，天上偶尔也会飘来一片儿薄纱似的白云，轻轻地、缓缓地、十分悠闲地在月亮的旁边聚散，像水一样流动，像白绢一样在不停地擦拭着嫦娥那又白又嫩又细腻的脸蛋儿，把这圆圆的月亮衬托得更美丽、更温柔、更多情、也更人性化。白天还多少有一些的那热气，现在已经消散一空，院子里凉风习习，让人觉着格外的爽快舒坦。牛保国和张妍、牛连学一家三口虔诚地给月亮娘娘磕过头后，就围坐在小方桌旁，一边吃着枣子、核桃等果蔬，一边说着笑着拉家常话。牛保国心头油然觉着有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欣慰，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比感慨地对张妍、牛连学说道：“这人啊，一天价谈什么理想呀，前途呀，事业呀，想入非非的，如今要我看，这活在世上平平安安就是福。我原先并不这样觉得，今天才深深地悟出了这一玄机。人么，这一辈子不论事情干得大还是干得小，即就是缺吃少喝，只要能不颠沛流离，能一家团聚，和睦相处，这就是莫大的幸福。除此之外，再贪图什么都是虚的，都没意思。”
1955年华阴县实行农业合作化。一开始是一些关系好的农户们在农忙时节三五成群，自愿接合，在一起互相帮着收割、播种—他们把这种临时性的组织叫做互助组。牛保民就主动加入了村里一个由一位复员军人—叫杜木林的小伙子所组织的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干活人多热闹，且力量大，功效高。大家一起劳动，一块儿吃饭，说说笑笑，觉着无比有劲头儿；干起活儿来，大家都是抢着往前扑，人人精神饱满，谁也不偷奸耍滑—这种劳动形式当时显得比单家独户做庄稼优越多了。到了1956年的春季，庙东村随着全县革命大好形势的突飞猛进，在原来的互助组基础上，又成立了什么初级农业合作社。庄稼户人一时情绪高涨，不论自家土地多少，全都主动拿了出来，交给农业合作社统一耕种，把自家人老几辈所购置的那些牲口、农具，也都一起交给了农业合作社，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管理、统一安排、统筹使用，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牛保民的生产资料尽管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迫于大势所趋，在这些事情上他深明事理，处处思想积极，事事当仁不让，顺应时势。他率先毫无保留地把自家那么多的好地全都入了农业合作社；毫不吝惜地把自家那匹心爱的淡红马牵了出来，也交给了农业合作社喂养、使用；把他种庄稼的那一整套应有尽有的农具，一件一件地搬出来，一件不留地交给了农业合作社，让集体使用—直交得让别人看着都有点儿心疼，有点儿眼馋了。尽管牛保民是这样事事都虔心地紧跟着形势走，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还是处处被那些个革命的依靠力量—贫雇农及共产党员们猜疑，甚至认为他这样做完全是假做作、伪装进步，为的是表现自己给人看，骗取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们之所以对牛保民会有这样的偏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牛保民家里是上中农成分。他们总认为上中农成分的农户在加入农业合作社以前生产资料充足，生活条件优越，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以后，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因此最不坚定，最容易动摇，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拉“牛”退社，所以对这些人必须时时提高警惕，处处严加防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牛保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心实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起来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畅，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在或明或暗地对他掣肘，阻挠着他的前进。对此他有着说不出的苦恼，心里直嘀咕，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赢得这些革命左派的满意，摆脱那无形的束缚。可是这些事他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在这社会急剧变革的大浪潮中，谁又是他能够去诉说的人呢？他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至于牛保国一家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了，想入社，连门儿都没有。当时人们谁都知道他家是地主，他是历史反革命，是革命的对象，是人民的阶级敌人。政府认为他们这些人不仅不可靠，而且人还在、心不死，时时都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觊觎无产阶级政权，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早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对他们实行着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镇压。政府惟恐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一旦把他们这些反革命残渣余孽吸收到农业社里来了，他们会在农业社里伺机钻空子，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因此他家和庙东村的其他几户地主、富农们一样，还是牢牢地被关在农业合作社的大门外边的，各自孤零零地在耕种着土改时政府所留给他们各家的那几亩田地。
在庙东村里，每逢早晨上工，一边是农业社的社员群众，人欢马叫、热火朝天，气壮山河地战天斗地去劳动；一边是几户地主、富农，引领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势单力薄、孤寂凄惘地散落在自家的田地里干着活儿—两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禁不住对农业社的那些社员们无不羡慕不已。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心里总期盼着哪一天人民政府也能皇恩大赦，让他们这些人光荣地加入到农业合作社里去，和那些社员群众在一起干活儿，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特殊待遇的冷落、孤独了，他们太得希望自己也能够和别人一样，在新社会里拥有一般人所拥有的权益。
第十三章 红旗飘飘（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建立起来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直就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飞一样的速度，昂首阔步向前发展着，一天一个新面貌，一步一派新气象，真是让人目不暇接。位于华山脚下的庙东村也和全国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