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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恩伯格从一扇门出去以后，韦尔丁护士带着约翰·亚历山大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
凡是接近早产婴儿室的人，对他们都一样要求：都要穿上消毒外衣，戴上大口罩。婴儿室内部有空气调节、湿度控制，人们只能站在大玻璃板的外边往里看。他们站住以后，韦尔丁护士往前探身轻轻地敲了几下玻璃板，一个年青一些的护士抬起头，冲他们走过来，口罩上边露出的一副眼睛象是询问的样子。
“亚历山大的孩子！”韦尔丁提高一些声音好让对方听见，然后指了指约翰。那个护士点点头，打手势让他们往前走。他们走过一扇窗停下来。里面的护士指了指那十二个保温箱中的一个，然后把这个保温箱向他们这一边倾斜过来一些，好让他们往里看。
“哎呀，我的上帝，只有这么点儿大！”约翰脑子还没想就叫出来了。
韦尔丁护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说：“是不大，你瞧。”约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孩子。”他站在那里往伊索莱特保温箱里边看着。这还算是个人的样子吗？这么小，象猴子样的抽搐起来的东西，比他的两个巴掌大不了多少。
那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闭着，只有那小胸脯轻微的起伏说明他还在呼吸着。甚至这专门为最小的婴儿设计的保温箱也显得有点大，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里边象是很孤独，无依无靠的样子。这么层弱的生命居然还能存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年青的护士也走了出来，韦尔丁问她：“生下来多重？”
“三磅八盎斯。”年青的护士对着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你知道我们怎么照料你这个孩子吗？”他摇摇头。他觉得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能把他的眼神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移开。
那年青的护士合情合理地解释着：“有些人愿意听听，听了似乎有点好处。”约翰点点头。“是的，请给我讲讲吧。”那护士指着保温箱说：“里面的温度总是保持九十八度常温，空气中增加了氧气——大约百分之四十。氧气可以帮助孩子呼吸。他的肺太小了，出生的时候还没长好。”
“是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微微起伏的胸部。在这个动作继续的时候，就意味着那颗负担过重的小不点心脏还在跳，那奄奄一息还没断绝。
护士接着说：“你这孩子还没有嘬奶的力气，所以我们得用输液的办法。你看见那个小管子了吗？”她指着从保温箱上部通到婴儿嘴里的一个空心塑料管。”它直接通到胃里。每一个半小时输一些葡萄糖和水。”约翰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护士严肃地点点头，似乎已经知道下面的问题了。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赭红色的头发抿在白帽子里边，显得很年青，最多二十岁，但是却带着一种很熟悉她的专业的味道。
“你认为他能活得了吗？”他又通过玻璃往里边看了一眼。
“那可说不准。”那个年青的护士皱起了眉头。他感到她是在尽量告诉他真情，不让他失望，可也不给他什么幻想。“有些能活，有些没活下来。
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似乎有一种要活下去的意志，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着。“他又问：”这个——在搏斗着吗？“她谨慎地回答：”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不是早产了八个星期，那就好多了。“她轻声地接着说：”这会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他的眼神又转向那个小生命那里去了。他突然第一次想到，这是我的儿子，我自己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突然，他对这个孱弱的肉体，在这个温暖的小箱子里孤军作战的小生命，产生了满腔热爱。一时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对着玻璃墙里边喊：”你不是孤单的，孩子；我来帮你来了。“他想跑到保温箱旁边去说：”这儿是我的手，你拿着作为你的力量。这儿是我的肺，你用它来代你呼吸。千万不要认输，孩子；不要认输！来日方长，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你能活下来！听我话，坚持住！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哟！“他感到韦尔丁护士的手在握着他的胳臂。她轻轻地在说：”咱们该走了。“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俩临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最后的一眼。
露西·葛兰杰敲了敲门，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约瑟夫·皮尔逊正坐在办公桌后边。戴维·柯尔门在屋子一头看着一份记录档案。露西进来的时候，他转过了身。
“我把费雯·洛布顿新拍的片子拿来了。”露西说。
“看出什么来了吗？”皮尔逊立刻关心起这件事，把一些材料一推，站起身来。
“恐怕没有多少东西。”露西走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X光片展示箱那边，两个病理医师也跟了过来。柯尔门伸手拨了一下开关；一两秒钟之后，展示箱里边的荧光灯亮了。
他们一对一对地比较了两套片子。露西照贝尔医师那样指出了作活检造成的骨膜变化。在其他方面，她报告说，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皮尔逊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下巴，瞅了柯尔门一眼，说：“恐怕你这主意没有灵。”
“显然是的，”柯尔门故意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他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没统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下一步要怎么办。
“试一试总还是值得的。”皮尔逊总是把最普通的肯定的话说得不那么好听，可是柯尔门估计，他说这话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掩盖他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的犹豫心理。
现在，老头子几乎象是讽刺的样子对露西说：“那么放射科是没有办法的了。”她沉静地回答：“我看你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瞧我——我们病理科的了？”
“是的，约，”她轻声地说，等着回答。 皮尔逊大约沉默了十秒钟，然后清楚地、肯定地说道：“我的诊断是：你这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成骨肉瘤。”露西和他一对眼神，问：“十分肯定吗？”
“十分肯定。”这位老病理医师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犹豫的迹象。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头我就确诊了。我原来设想这些——”他指了指X光片子，“可以提供一些旁证。”
“好吧。”露西点头接受了他的诊断。她马上在考虑着下一步该做的事。
皮尔逊顺理成章地问：“什么时候截肢？”
“我估计明天早晨。”露西把X光片收拾起来，向门口走去。他冲着包括柯尔门在内的这两位大夫说：“我看我得去把这消息通知病人。”她作了一个苦脸。“这又是一个很难通知的诊断。”当门在她身后关闭以后，皮尔逊转身冲着柯尔门，出奇地用很有礼貌的口气说：“反正得有个人作决定。我刚才没有问你的意见，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对这个病例有怀疑。如果露西·葛兰杰知道这种情况，她只好对那姑娘和她的父母讲出来。他们知道以后，就会要求把手术推迟。人们总是这样的；你没法怪他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成骨肉瘤手术推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说了。”柯尔门点点头。他对皮尔逊作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正象刚才这老头子讲的，总得有个人作决定。可是，他仍然怀疑明天早晨的截肢手术有没有必要。当然，最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的。当截下的腿送到化验室进行解剖研究之后，这个恶性肿瘤的诊断是否正确之谜就可以解开了。不幸的是，那时候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对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外科有许多好的办法截肢，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再把截下来的腿接上去。
从伯林顿飞来的下午班机四点刚过在拉加迪亚飞机场降落。肯特·欧唐奈从飞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曼哈顿①。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他靠在汽车椅背上歇了一会儿，几天来第一次能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一坐上纽约的出租汽车就想休息，主要是因为不能往外边看。只要一想看看外边来来往往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或者看看自己坐的这辆汽车在穿梭似的汽车中驶过，就使他陷入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很久以前他就决定应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你最好豁出去准备出车祸，如果居然没出事，你就可以祝贺你自己运气不错。
①曼哈顿（Manhattan），纽约商业区。
在汽车上休息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和医院外都开足了马力加紧工作。他把他的预约门诊时间延长了，每天手术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