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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上世纪５０年代，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搁置一边。后来又玩弄花招，曲解联合国宪章，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性问题，说成是一个需要以大会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为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设置了重重障碍。
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到了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的阻挠越来越困难。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成员国总数中已拥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打破了少数国家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中国对亚非拉国家一贯支持与援助的立场，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因素大大增加。
１９７１年９月，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前，美国同日本等国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是“重要问题”提案（也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任何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二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日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从１０月１８日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１０月２５日，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首先，以５５票赞成（包括台湾当局一票）、５９票反对、１５票弃权否决了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此后，大会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提案进行表决，以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会场一片沸腾。合众社报道：“赞成中国参加的各国代表。。。。。。他们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四周欢呼，会场充满兴奋的龙卷风。”“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总部过半数的祝福。”鉴于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２７５８号决议，“双重代表权”提案遂成为废案。
１１月１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１１月２３日，被接纳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代表首次出席安理会会议。从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美国一家报纸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标志着联合国迈进了新时期。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年的冬天说过，今年我们有两大喜事：一是林彪跨台；二是联大恢复我国席位，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
这话一点不假，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非法剥夺了２２年。然而，这２２年又是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２２年。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加入了联合国。没有这批国家的加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事。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这股正气就是世界走向进步的反映。
24 中国跟美帝和好了
蔡家明沾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巨大胜利的喜气，总算是风风光光的完了大婚，在旧历年到来之前没几天的时候，娶了个老婆准备过年，心里的那个舒坦和畅快，自然是无法形容了。可政治这东西跟知识分子总是很结缘，老蔡还没舒心几天，震惊的消息又传过来了。
刚过完春节没几天，或者根本就在春节里还没出正月十五的，报纸上就大幅刊登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消息，还发了《上海联合公报》。这可是老蔡一直没想到的，以前毛主席号召大家对于美帝的那个痛恨，已经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了的，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家突然竟走到了一起，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该不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向帝国主义妥协了吧。
后来随着公报的公开，及上面来的文件的学习，总算明白整个事情的原委了。
原来时序进入60年代末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开始进入了经济大萧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进入高峰时期，世界两极的形势日益朝着美守苏攻的方向转化，而美国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胜利无望，相当部分的海陆空军都部署在越南，无力顾及战略重点欧亚大陆，而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昔日维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邻邦出现了由意识形态矛盾引发的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已日益恶化。珍宝岛打了一仗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之多，给中国很大的军事压力。但中国此时的国力已日渐的强大，已迫使美国已不能再漠视她的存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六十年代末期，中美两国都开始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尝试。
这种尝试随着尼克松总统的上台而逐渐的付诸实践起来。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挑战，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尼克松上台后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法国，在和戴高乐总统谈到中国时，他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递信息。他对叶海亚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绝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他告诉齐奥塞斯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真诚地向齐奥塞斯库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就这样，1970年11月10日至15日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想要和中国和好的口信。
而中国这边毛泽东一直在关注这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就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和孤立的政策，相继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主要矛头之一是直指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遏制”。毛泽东应朝鲜和越南政府的要求，相继作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战略决策，挫败美国的军事“遏制”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思考如何处理同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问题，中苏交恶后，以至于后来的剑拔弩张，让毛泽东更深层次的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时恰好碰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