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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斯诺都看在了眼里，以至于他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斯诺后来在其驰名世界的作品《西行漫记》（《The red star over China》）中，简单扼要地写了一点他看见的毛泽东的生活。他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的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着作。
通过连续采访，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接触，斯诺不但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深深感动，也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到毛泽东的：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的看法没有错。毛泽东真的成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十分重视同斯诺的谈话的。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着述更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位外国新闻记者，他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而且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党的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他后来在读了斯诺所写《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后，随之也作了肯定评价，说它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他对许多干部说，《西行漫记》可谓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着作之一。
这当然包括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思想的报道。
正是出于这一政策和思想，再加上个人的友谊，毛泽东在面对全面抗战日理万机的同时，对于郭沫若的回国和回国后的工作活动安排十分关心。
毛泽东对郭沫若在全国文化界的影响及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回国这一事实本身，在全国，特别是在文化界，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亲身投入抗日斗争，对于挽救民族的危亡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此，就在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亦即1938年夏天，由周恩来出面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文化界树立郭沫若的领袖地位，以他继承鲁迅，成为“文化班头”。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和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向各地党组织作了传达，并对党外进步的文化人士作了细致工作。我们无须考证由周恩来出面提出的这一建议，究竟是先由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还是事先并未研究而是由周恩来提出后才加以审议，因为这一纯属程序问题对于事情的本质实在无关紧要。不过可以肯定，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当时在中央负着主要责任的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毛泽东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
他不可能不关心、不过问这件事。
●三、革命的“文化班头”
郭沫若也确实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更不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嘱托。他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此时，全中国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当时称作《义勇军进行曲》而我们今天也应该人人会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抗战开始，多少年来压抑在人们心底的反抗之声一下迸发了出来。尽管当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但人们几乎都把全面抗战看作我们民族转机和生机。人们从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诗人们，一个个激昂慷慨，欢呼抗战，歌唱抗战的“7月”。当时在一份以《七月》命名的杂志中，一位诗人这样激动地写道：
祖国呵
为了你
为了你底勇敢的儿女们
为有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愤
我底热泪
我底也许迸溅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郭沫若的抗战热情更是高昂，更是激烈。他也用诗歌形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战声集》，后收入诗集《前奏曲》）：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之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尤其是抗战开始阶段，他甚至不满足于用笔抗战，而是尽量争取一切机会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他经常在敌人的轰炸中来去，冒险深入战斗前线，访问在北伐期间即已相识的将领，慰问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将士，而广大将士英勇杀敌、决心抗战到底的精神又反过来给他以极大鼓舞。他精神焕发，豪迈乐观，过去同他相识的人现在见到他，都说他比以前更年轻了。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说：“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失了的。”
尽管郭沫若的回国，抱定了“投笔请缨”的决心，但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化人。他不可能真正“投”去那支笔，而是注定了仍要用他那支笔作武器去进行战斗。
他回国后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文。正像他在《诗歌国防》中说的那样，诗人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就应该：
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们要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我们要把全民众唤到国防前线把帝国主义打倒。
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他的留在日本的妻儿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他是可以想见的。只不过事实比他的想见要更厉害，更严重。
郭沫若回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出来。且不说周围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对安娜母子们冷嘲热讽，日本宪警就加强了对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