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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天，我还发现乌鸦竟是属于那种情感很投入的鸟。这时节，是它们恋爱的季节。这段时间里，井之头一带的乌鸦完全失去了往常很绅士的样子，在枝头飞来飞去，鼓噪成一片。它们似乎完全陷入了痴迷与疯狂，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林子间飞翔与追逐，不吃也不喝。那天，我坐在井之头公园的长椅上打量它们，发现它们一只只皆瘦弱下来，瘦弱得几乎只剩下一对翅膀。那焦渴而无望的目光，简直使人感到震惊。有时，它们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直弄得空中黑羽纷纷。有一只乌鸦竟然疲惫地从枝头跌落了下来。它在昏迷中晃动着站起来，又振翅飞向枝头。那副心力交瘁的样子，让人无端地在心里涌出一番同情。
几乎是整整一个春季，它们就这样失魂落魄地燃烧着生命，直到夏季来临，树木苍绿之时，它们才在浓萌中渐渐平静下来。
自然乌鸦也有可气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不知疲倦的叫唤，使我常不能保持一份写作的宁静。居室不远外有根电线杆，有一只乌鸦居然能持之以恒地从早直叫到晚。我想找根竹竿到外面去轰赶它们，又怕我的日本人邻居见了说中国人待乌鸦态度不好，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轰赶。有好几次思路被打断，怎么也接不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竟无聊地去细听起这前前后后的鸦声来，我发现，乌鸦的叫声绝非一种：有发“哇”的、有发“啊”的，那根电线杆顶上的一只，竟然发“呜啊，呜啊”。来了一位日本朋友，我问她：“你听得懂鸦语吗？”她笑了：“我听不懂。你听得懂？”我也笑了：“我也听不懂，它们讲的是日语。”日本朋友大笑。
东京井之头的乌鸦耽误了我不少文字，这也是事实。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对乌鸦的一味放纵，鸦群无限扩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光乌鸦啄破垃圾袋或到垃圾桶里乱找乱翻这一条，就使他们很伤脑筋。这些乌鸦一清早从林子里飞出去觅食，并不往郊外飞，只是在城市的上空转，见哪条巷里无人就落下来，将那些待收的垃圾袋三下两下就啄开，结果将垃圾弄得满地皆是。对此，日本的电视台常组织专门的却带有几分喜剧性的讨论：如何对付乌鸦？日本人善动脑筋，对付的办法无奇不有。电视里曾作过表演，开始颇有成效，但乌鸦很鬼，一种方法往往试过几次之后，就被它识破，并恶作剧地嘲弄那个方法，使人觉得十分可笑。
日本的乌鸦，似乎有城乡两拨，城里有城里的乌鸦，乡下有乡下的乌鸦。城里的乌鸦啄垃圾袋，乡下的乌鸦则偷吃农人的果实。电视里很完整地放映过一段乌鸦偷吃果实、农人想法阻止、乌鸦还是卷土重来的过程：那鸦群如同一支巨大的空降部队，从空中突然降到一块葡萄园来，将那葡萄一粒一粒地啄掉了。一个上了岁数的农人敲响盆子，将它们轰起，但农人刚一离开，它们又重新来了。农人没法，只好坚守在葡萄园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农人固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以便给乌鸦输入一个信号：那农人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穿棕色衣服的是农人。农人假装睡着了，等乌鸦一来，又突然起身，这又给了乌鸦一个信号：我只是躺一躺，并未睡着。这样试了几下，农人见有了效果，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身上的衣服剥下裹住一个稻草人，让它躺在葡萄园里，自己回家了。但那些乌鸦智商颇高，高得能识破人的诡计。它们先是在空中不停地飞，不停地叫，然后记探着往下落，往“农人”脸上屙一泡屎，刚要落下，又突然起飞，这样反反复复地做过之后，便在心里认准了：真人是没有这番好耐心的，就哗啦啦落下，把葡萄架搞得直晃悠。吃饱了，它们竟不立即飞去，在葡萄架上歇到夕阳西下，方才飞去。第二天，那老农人望着那个不剩几粒葡萄的葡萄园，一脸悲哀，都快哭了。后来，他抓来一支猎枪，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向鸦群开枪。
即将离开日本时，我和家人再次去了井之头公园。那时，正是樱花初开时。只见乌鸦们在赏樱的人群里飞来飞去，将春天搞得一派热闹。
回到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我又开始写东西，但最初的几天竟写不出，问妻子：“我怎么写不出东西来？”
妻子说：“外面的电线杆没有乌鸦叫。”
我忽然想起了井之头那些似乎已熟悉了的乌鸦，便走出室外，仰望天空。北京的天空空空荡荡，竟无一只乌鸦。
黄昏时，我才终于见到了鸦群。它们飞得很高很高，一副不想与人缩短距离的样子。我知道，这群鸦大概飞了许多的路程，到郊外无人的田野上觅食去，此刻正在返回城里的家。而它们的家绝不会在寻常百姓中间，而只是在钓鱼台、中南海里头的一些人伤不着、惊扰不了它们的林子里。
一日看元曲，忽然看到“宫鸦”二字，便穿凿附会地想：这些乌鸦莫不就是宫鸦？
游说
父亲去世之后，我每每，总要想起他生前所讲的关于他自己以及关于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留给我的一大笔用之不尽的财富。有些，我打算将它们扩展—下写成小说，而有些我则不打算生发它们，老老实实地将它们写成散文或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种什么东西算了。
这里说的是他任教的事——我父亲有兄弟二人。祖父考虑到家境不算好，无法让他们兄弟两人都读书，就决定搞政策倾斜：让一个读书，让一个不读书。让读书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大伯。但父亲要读书的欲望很强烈，常偷偷地跟着大伯学认字，学写字。祖父不能让父亲有这样的念头，就把父亲藏着的笔与砚台找来很用力地扔到河里。
但这依然未能扑灭父亲的读书欲望，祖父只好同意：每年冬季农活清闲时，让他念“寒学”。父亲总共念了三个定寒学。
大约是在—九五三年，地方上要办—所小学校，找不出很有文化的人来做教师，就有人想到了父亲：“曹小汉（父亲的小名）念过三个寒学。”一位叫德咸的老人，当时是“贫农头子”，早在我父亲赤身田野到处玩耍时，就很喜欢他，于是说：“就让他做先生（那时不称呼老师）。”
那天，父亲正在稻地间的水塘中捉鱼，“贫农头子”德咸老人过来了：“上来，
别老捉鱼了。”父亲说：“我喜欢捉鱼。”
“要让你做先生。”父亲不信：“我只念三个寒学，还能做先生？那时只念《三字经》、《百家姓》，不念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反正你识字。你明天就去做先生。由我把孩子们吆喝了去。你要知道，副区长是不快活我们办学堂的。我知道他心里的盘算。他外甥刘某人也在后边教书，只—个班，是单小。我们这儿不办学堂，孩子们就得去那儿读书，他那边就变成两个班，成了双小，刘就升了级，双小校长。”“我还是捉鱼好。“德咸老人把父亲的鱼篓摘了，—旋身，将它甩出去四五丈远，掉在了稻田里。
父亲就这样做了先生。
父亲一上讲台，学生就指着他，在下面小声说：“这不是在我家门前水沟里抓鱼的那个人吗？”“捉鱼的曹小汉。”
“过去是捉鱼的，现在是先生！”父亲心里说，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他刚打开课本念了几行字，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把那个字念错了。”态度很坚定。这个学生头上有秃斑，父亲认得，并知道他父亲识字不少，只是成分不好，闲在家里，就把字—个—个地教给了他。他名叫小八子。父亲立即汗颜，觉得丢人，有误人子弟的惭愧，赶紧转过脸去擦黑板，其实黑板上一个字也没有。擦了一阵，他居然有了主意，一转身朝小八子一笑：“我就是要看有谁能发觉我把字念错了，是小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