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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忽然间噩耗传来，天王已经驾崩，大军已经覆灭，也就是说，这一票藏金的主人，已经没有了，他们作为保管者，想交也无处交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两人为了这票藏金，付出的代价是够惨重的。眼下天国覆灭，他们失去了依托，加上肢体不全，生活无着，商量再三，最后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正是这些藏金的最合理的继承人，他们要用这些藏金来改变自己的下半辈子生活，要使为藏金而失去的一切都从藏金中得到报偿。
他们用抽签的办法，把两注藏金分了。马天祥分到的是五千多两白银加五百两黄金；张国华分到的是五千多两白银加那一盒翠钻珠宝。同时两人立下重誓：一、各人只取自己的那一注，绝不觊觎对方的藏金：二、绝不暴露对方藏金的秘密，即便是在事发被捕之后，也只能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扯他人。
事实上，这两注藏金只不过是在天上飞的两只锦鸡，五彩斑斓，却可望而不可及。如何搬运出来，变成自己的财富，困难还很多，风险还很大，弄得不好，会把性命都搭进去。特别是刺杀陈士佐一案发生以后，吕慎之审讯凶手，从口供中得知太平军撤出壶镇之前，军需官确实曾把“圣库”中的金银财宝派人窖藏，老谋深算的吕慎之虽然没有把张国华等人传去逐一追问，但暗地里对他们加上十二分注意，却是事实。因此他们心里都十分明白：要想把这一注银钱取出来归自己使用，一定要比吕慎之更有耐心。吕慎之在放长线钓大鱼，他们要放一条比吕慎之放得更长的线，才能把这两条大鱼钓到手。吕慎之已经六十多岁，他们都还只有二十多岁，从时间上说，他们拖得起：从年龄上说，也耗得过吕慎之。
于是这两注一时无法到手的财宝，就变成了支持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哪怕拖他十年八年，拖到吕慎之死了，拖到大伙儿把这件事情都淡忘了，那时候，他们再慢慢儿寻找时机，物色伙伴，设下锦囊妙计，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地下藏金取了出来，远走高飞，坐享清福，安度晚年。
但是从同治二年到光绪元年，十一二年时间过去，他们两个已经从十八九岁长成三十岁左右，埋在地下的两注藏金，依旧无法取出来使用。这一方面是他们缺手的缺手、断足的断足，靠自己的力量，跟本无法把埋在地下好几尺深的棺材挖出来；一方面是七名活命的太平军俘虏中，除逃亡未成抓回来处死的何向仁之外，只有马天样和张国华两个人是广西“老兄弟”，而且是侍王长嗣的亲兵；其余四名，不是投降的民团，就是哗变的清兵，都是营营苟苟、见利忘义之徒，根本无法与他们合作的。
吕慎之当然知道他们两个是广西来的“老兄弟”，也知道他们是侍王长嗣的亲兵，因此特别关照金团头，要时时注意这两个人的言语行动。开头几年，简直每走一步都有人跟着，夜里睡觉都有人守着。几年过去，金团头见他们老老实实，并无越轨行动；再说，太平天国早已经烟消云散，永远也没有再打回来的日子了，不怕这两个断手缺脚的花子能翻起什么巨浪来，这才渐渐放松了一些。
如今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之久，为安全计，他们两人都还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耐心等待，坐候良机，一旦有了万全之策，再动手不迟。
第八十三回
潜踪匿迹，小夫妻两顶竹轿逃往外地
鸡飞蛋打，大老爷三次较量全盘皆输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迫使清皇朝俯首听命，逐渐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依附于这个社会而生存的各种各样“黑社会”，却依旧保持着他们十分巩固的封建统治。“花子社会”作为黑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也不例外。
花子社会中封建统治的主要标志，是花子头儿“团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官绅、商贾、文士们的眼中，团头属于“下九流”，没人看得起他；但是在花子世界中，他就是皇上，他定下来的规矩，就是金科玉律，他吩咐下来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谁要是不听，按“家法”处置起来，简直比“国法”还要严酷三分。花子们犯了事儿，团头也同官府一样坐堂问案，轻则掌嘴打屁股，重则三刀六个洞──给你一把七寸钢刀，让你自己在身上随便哪儿戳三刀，但每刀必须戳穿；更重的还可以割鼻、剟眼、砍手、剁脚直到淹死、吊死、乱石砸死、乱棍打死。这种“家法”，也跟各姓各族的“族法”一样，是受到“王法”保护的。受了刑的人，即便有那胆子告到县衙门去，太爷一听是小花子告团头，这就叫做“以小犯上”，向例是轰下堂去了事。因此自打严嵩当了“天下都团头”那一年起，还真没有听说过有花子上衙门去状告团头的。至于被处死的花子，自从入了丐帮，丁税钱粮全免，连个户籍都没有，乡官、地保才不愿多管这些并无油水可捞的闲事呢！
缙云县东乡的团头，据说也是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与各府州县的城隍同时封的。所不同的是：封为城隍的，都是已经死去的功臣，而被封为团头的，则都是立有战功但又犯有小小过错的下级军士。这些团头，也像帝王公侯一样，可以世袭罔替，代代相传。皇帝继位，接的是传国玉玺；团头继位，接的是一根老竹根做的旱烟管。那根老竹根烟管红中透亮，熠熠生光，一看就可以知道绝不止传了三代五代，很可能还是明代初年传下来的，比严嵩的年纪还要大呢。
现任东乡团头金鹤春的“王府”，就是壶镇栖流所。他所统辖的全乡二百多名花子中，住在栖流所里的只有三四十人，其中一部分人每天出去乞付，当天交纳“份例”──三五文钱或几两米；一部分人在“家”里养鸡鸭、喂猪羊，由团头每月发放份例钱；还有一部分人是花子王国里的“公差”──花子们犯了家规，掌刑的就是他们；地面上有了“路倒”或“冻尸”，背到义地去埋掉，然后从地保那里领赏钱的也是他们。绝大部分有家室却没有饭吃的穷人沦为花子，仍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过却得按月交纳“份例”，并绝对服从团头的管辖，不然，就甭想在东乡地面张口讨饭！
不了解花子世界内情的人，只以为一个人穷到了不得不讨饭的地步，也算是穷到底了，却不知道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底层，依旧分成三流九等，依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且各有各的行当，各有各的地盘，绝不容许掺和混淆的。
粗分一下，花子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两大类。
初听起来，花子还有“业余”，似乎是个笑话，但在当时当地，却并不奇怪。所谓“业余”，指的是那人本来另有职业，因为发生了紧急的或特殊的变故或困难，不得不临时客串一下。
第一种业余花子，被尊称为“先生”，他们大都是天生的瞎子，从小投师学说书，缙云当地称为“唱故事”。像《海公大红袍》、《薛仁贵征东》、《大香山──观世音出世》这样的长篇故事，能唱上一两个月不带重样的。但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是没有人来请的日子居多。饿急了，不得已，只好背起褡裢，拿上鼓板，走街串巷，去沿门乞讨。每走进一家人家，不管主人爱听不爱听，敲起鼓板，就唱上一段。主人哪怕十分不愿意，也得开销几个小钱或者几勺大米。这一路被尊为“先生”的业余花子，有一种讲究，叫做“讨饭不带碗”，有剩饭剩菜打发，必须连碗筷一起端出来。这，也可以解释为对民间艺人的一分敬意吧。
第二种业余花子，叫做“讨青花子”。青黄不接期间，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玉米面儿、白薯干儿，要留给下地的男人吃，于是老婆婆只好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到大户人家和小康人家门口去乞讨，靠残汤剩饭度过饥荒。
第三种业余花子，叫做“赶庙会花子”。凡是庙会，行善积德的人，除了烧香之外，一般还要散几贯铜钱给花子们。于是庙会上除了真花子之外，还混进了许多假花子。为了取得香客的可怜与同情，他们有的装瞎，有的装瘸，有的把瘦肉剁碎了糊在迎面骨上装烂脚。庙会期一过，瞎的，瘸的，烂脚的就全都好了。
第四种业余花子，叫做“赶新春花子”。这一路人，只在正月新春的十几二十多天中出去讨饭。这是因为正月里人人都不干活儿，闲着反正也是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