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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那个姿势表示什么含义，皮波立即开口安抚他：“别担心，我岁数太大，身体软乎乎的，不如你们有劲，不可能像你们那样爬树。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在行。”
他的话起作用了，鲁特的身体马上恢复了活动。“我喜欢爬到树上去，什么东西都看得见。”鲁特在皮波面前蹲下来，把脸凑近他，“你能带一只大动物来吗？就是那种能在草丛上面跑，连地面都碰不到的动物。我跟他们说我见过这种动物，可大家都不相信我。”
又一个陷阱。怎么着，皮波，你这个外星人类学家，你想羞辱这个你正在研究的种群中的一分子，让他大丢面子吗？你愿意谨遵星际议会制定的这方面的严格法律吗？类似情况没什么先例可循。人类此前只遭遇过一种外星智慧生命——虫族。那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了。那一次遭遇以虫族全族死亡而告终。而这一次，星际议会已经拿定主意，确保不出差错。即使有什么差池，也是和虫族交往截然不同的另一极端的差错。所以，对坡奇尼奥要透露最少信息，保持最少接触。
一刹那鲁特明白了皮波的犹豫和他谨慎的沉默。
“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们，从不。”鲁特说，“你观察我们，研究我们，可你从不让我们进你们的围栏，去你们的村子观察你们，研究你们。”
皮波尽可能诚实，但与谨慎相比，诚实毕竟是第二位的。“你说你们学到的很少，我们学到的很多。那为什么你能说斯塔克语和葡萄牙语，可我说不好你们的语言？”
“因为我们更聪明。”鲁特一仰身，屁股一转，背朝皮波，“回你的围栏里去吧。”
皮波马上站起身来。不远处，利波正和三个坡奇尼奥待在一起，看他们如何将干枯的梅尔多纳藤捶成盖屋顶的茅草。他看见皮波的举动，马上来到父亲身边，准备离开。皮波领着他走开，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人类语言坡奇尼奥说得很流利，所以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谈论今天的发现，有什么话只能进了围栏再说。
回家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下着大雨。两人走进围栏大门，爬上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所在的小山。皮波看着门上用斯塔克语写的“外星人类学家”的标志。这就是我的工作，皮波想，至少别的人类世界是这么称呼的——外星人类学家。当地人不这么说，这个词用葡萄牙语发音便当得多，Zenador，当地人都这么说，即使说斯塔克语时也用这个词儿，而不是外星人类学家。语言就这样改变了。要不是可以即时联通各个人类世界的安赛波，人类不可能长久保持一种通用语。星际间航船来往太少，耗时又太长。没有安赛波的话，一个世纪里，斯塔克语就会分化为上万种方言。如果让电脑模拟一下卢西塔尼亚星球可能发生的语言变迁过程倒是挺有意思，看斯塔克语会不会逐渐变化，将葡萄牙语包容进去——或是相反，葡萄牙语包容了斯塔克语。
“爸爸。”利波说。
皮波这才发现自己站在工作站十米外的地方发呆。走神了。我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想的问题却跟专业没什么关系。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专业规定了太多条条框框，重重束缚之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发现，了解任何东西。外星人类学这门学问比教会还要神秘。
用掌纹打开门锁，皮波走进工作站，他知道这个晚上将如何度过。两人会在电脑终端前花几个小时，记录今天与猪仔交流时自己做了什么。皮波会阅读利波所做的笔记，利波则读皮波的笔记。完成之后皮波再写一份报告，之后由电脑汇编两人的笔记，通过安赛波即时发送给其他人类世界的外星人类学家。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上千名科学家将自己的学术生命用于研究我们所了解的唯一一个外星人种族。除了通过卫星发现的一点点情况之外，这些同事所能依赖的只有利波和我发给他们的材料。最少接触，真是一点不假啊。
可皮波一走进工作站，立即发现让人身心愉快的晚间工作泡汤了。身穿修女长袍的学校校长堂娜·克里斯蒂正在屋里等他。是他哪个岁数更小的孩子在学校里惹麻烦了？
“不，不。”堂娜道，“你的其他孩子都很好，除了这一位。我觉得利波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开学校到这里工作，哪怕是当你的学徒。”
利波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他很聪明，皮波心想。堂娜·克里斯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子，很可爱，甚至十分漂亮。但她首先是个修会教友，属于Filhos da Mente de Cristo——基督圣灵之子修会。克里斯蒂对无知愚行发起火来样子可一点都不迷人，正因为这种蔑视的怒火，不少“聪明人”才少做了许多蠢事。别作声，利波，否则别想有好果子吃。
“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你的孩子。”堂娜·克里斯蒂说，“我是为娜温妮阿来的。”
用不着校长说出姓名全称，每个人都知道娜温妮阿是谁。可怕的德斯科拉达瘟疫过去才八年。这场瘟疫险些将刚刚开始起步的殖民地彻底消灭，找到治疗方法的就是娜温妮阿的父母加斯托和西达——本地的外星生物学家。不幸的是，病因和药物发现得太晚，没来得及拯救他们的生命。他们两人的葬礼是最后一场为疫病死者举行的葬礼。
皮波记得很清楚，那场由佩雷格里诺主教亲自主持的葬礼弥撒上，小女孩娜温妮阿拉着市长波斯基娜的手。不，是市长拉着小女孩的手。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的感受也随之浮现。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会怎么想？他记得当时问自己。这是她双亲的葬礼，一家人只剩她一个人活下来，可四周的人、整个殖民地的人却是那么欢欣鼓舞。我们的欢乐是对她父母最好的赞美，可她是那么幼小，这一切她能理解吗？他们奋斗了，成功了，在死前日渐衰弱的日子里发现了拯救我们的灵药。为了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份珍贵礼物，我们才聚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感激和喜悦。但是对你来说，娜温妮阿，你失去了父母，正如此前失去你的兄长一样。五百位死者啊，六个月间，这个小小的殖民地举行了上百次弥撒，每一场葬礼中，人们都沉浸在悲痛、恐惧和绝望之中。现在，在你父母的葬礼上，你和从前的我们一样悲痛绝望——而我们却没有，我们没有你那种痛苦悲伤，占据着我们心灵的只有喜悦，脱离苦海的喜悦。
看着她，皮波极力想象她的感情，可他想起的只有失去自己七岁的女儿玛丽亚时的痛苦。死亡的阴风拂过她，使她的身体扭曲变异，到处长出菌状物，血肉肿大或腐坏，一条非腿非臂的新肢从她臀部长出，头上脚上肌肤剥落，露出下面的骨骼。她甜蜜可爱的躯体就在他们眼前渐渐毁坏，意识却始终保持着清醒，清楚地感受着身体遭受的所有痛苦，最后她痛哭流涕，乞求上帝让她死去。皮波想起了这一切，也想起了那场为她还有另外五位死者举行的安魂弥撒。当时他坐着、跪着、站着，身边是他的妻子和幸存的孩子，他感到教堂里所有人是一条心，他的痛苦也是所有人的痛苦。他失去了自己的长女，痛苦仿佛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他和他所处的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他的慰藉，是他可以依靠的东西。理应如此，一人的哀悼也是全体的哀悼。
所有这些，小娜温妮阿都没有。可以说，她的痛苦比皮波曾经遭受的更为深重。至少皮波还有一个家，他是个成年人，不是个陡然间丧失了全部生活根本的惊恐万状的小孩子。她的悲痛没有将她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她远远推离这个社会。这一天，所有人都在欢庆，除了她。这一天，所有人都在赞美她的父母，只有她一个人思念着他们。她只想他们活着，只要他们能活着，哪怕找不到救治其他人的药物也行。
她的孤独是如此强烈，皮波从自己坐的地方都能感受到。娜温妮阿飞快地从市长手里抽回手。随着弥撒的进行，她的泪水干了，最后她独自一人默然枯坐，仿佛一个不肯与俘获她的人合作的囚徒。皮波替她难过极了。可他知道，即使自己上前去安慰她，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德斯科拉达瘟疫终于结束了，再也不会夺走自己孩子的生命了。这种喜悦她会发觉的，于是他想安慰她的努力也就成了对她的嘲弄，会把她更远地推离人群。
弥撒结束后，她怀着痛苦走在大群好心人中间。他们的举止是多么残酷啊，不住地告诉她她的父母必定成为圣人，必定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