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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仁穆王后手下在庆云宫内举火为号，李倧率领李贵等人以救火为号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将李珲绑缚，押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训斥，然后宣布废黜其王位。史称此次政变为“仁祖反正”。
宫廷政变后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晨，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朝鲜仁祖。
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在后金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朔日卒，寿六十七。墓在朝鲜杨州赤城洞。
以我们现代人来看，当时辽东的状况很不好，前一任的朝鲜国王两面三刀，这也是继任者用来夺权的理由之一，按理说明朝应该趁机拉拢继任的政变者才对。
但大明没有，和我们现在的中国政府不一样，大明的外交是很讲原则，很有节操的。
当时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崇尚纲常伦理的政权，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宗藩性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明朝所不能接受的。
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
袁可立马上上疏明熹宗：“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仁祖二年（1624年），将军李适发动叛变，废掉仁祖，以其叔兴安君李瑅为新君，史称李适之乱。三日后，李适兵败被杀，兴安君亦被杀，仁祖复位。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
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
在他的笔下，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这也令朝鲜使团对袁可立的军政吏治不怒而威。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当灯塔照耀四方的，这个灯塔的根基是强大和富庶，而不是会装逼。
强大装一装逼很正常，但觉得只要会装逼就能强大，还美其名曰复兴传统文化，那就是脑残了。
扯远了。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着重强调朝鲜以这种形式更换国王是非法的，是大明天朝所不能接受的，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既然新君的合法性得不到中国的承认，朝鲜也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朝廷辨明原委。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
更主要的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当时的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政府不得已的一个折冲。
费尽千辛万苦，但结果还是不能让朝鲜那里满意，因为大明只是承认其国内现实，其政权合法性并没有得到承认，这也成为他们一块心病。
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也远没有这样简单的过去，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将这件事情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时期，朝鲜君臣对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让其改写前史。如果不改写的话就连朝鲜这个和中国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属国对后世子孙也不好交待，《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都有详细的记录。
用朝鲜国王李焞自己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奏疏是为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
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人所看到的情况是不全面的，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
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分，因为中国怎么记述历史必有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无论是古代中华的朝贡格局，核心力量，首先是经济军事力量。过去中国与朝鲜通过朝贡贸易使得朝鲜受到恩惠，中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消除日本的威胁，从而对朝鲜具有一种强制的号召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力量，通过纲常伦理这种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具有对属国的文化号召力。无论明朝、清朝，只要他们具有这种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并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了当时“普世价值”下的国际秩序，那么就会使其畏惧，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笼其中，不得不尊奉这种价值观下所统御的一切，这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第275章 火与剑（四十四）（）
用一道圣旨，最多加刻一方大印，封一个平西王，把一个还在西班牙人控制下的吕宋岛赏赐给日本人伊达忠宗，最后需要自己派兵去打，打完以后给大明人民种大米种甘蔗种可可，对方还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得了莫大的好处。
而朝鲜国王李倧更是为了大明皇帝的认可，折腾了几十年，明朝亡了到清朝接着闹，朱由校的表态就把这个三十多岁的一国之君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在今天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古代的中国就是有这样强大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通过大明皇帝，伊达忠宗和李倧能得到一个他们自己需要很辛苦，经历很多时间才能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统治那些地区的合法性。
黄石在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开始，就一直通过厂卫的信鸽和朱由校等大明高层保持通讯，制定计划。虽然他职务上是一方武将，但从他的出身来看，黄石的做派更像是一个冷静而智慧的古代谋士，属于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思维方式。
黄石很清楚大明的册封在这些国家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他能够用大明的影响力做些什么。
如果你有这样的优势，却不加以利用，就是浪费了。
于是，在朱由校的许可下，黄石用外交手段解决了剩下的伊达忠宗部队，也安抚了朝鲜的李倧。
不仅让一场兵灾消于无形，还顺便收了一群忠心的日本小弟来帮大明进行以后南洋开拓计划。华夏民族自古占据着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土地，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