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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穿戴而失去其独一无二的特性而失去了兴趣，再请时装设计家为她设计更新的式样，或参加各地的时装展览挑选她中意的新式样。于是，在时装开始走下坡进入衰落的阶段，这个式样虽然还有人买，但连这些落后者都不肯照原价买了，这个时候，也正是一个新的时装周期的起步阶段。
几百年前，这是时装流行起来的惟一方式。几百年前，或甚至于上个世纪，时装的带头人是皇族。很简单，只有他们有这个身份、地位和金钱。然后是一般贵族模仿皇族。然后再由比较富有的资产阶级模仿贵族。那么下层阶级呢？下层阶级既没有钱，更没有这份胆量去草率地模仿，有的时候法律根本就禁止他们去模仿。专家学者们早在二十世纪初期总结十九世纪和更早的时装现象时就评论说，时装只影响上层阶级。一旦下层阶级开始抄袭他们的式样，因而跨越了上层阶级所划的分界线，破坏了他们的凝聚性，上层阶级就非抛弃这种式样不可（想想看，女佣怎么可以和女主人同一种打扮！），必须再找一个新式样。而这个新式样又可将他们与大众区分开来。于是，这场戏就这样不断地演下去。后来，皇族和贵族这类上层或统治阶级本身不流行了。有的给人民送上了断头台，有的给人民赶下了宝座，有的给人民用选票打进了冷宫。总而言之，时装带步人的角色就由民主社会中经济社会地位尖端的人士所取代。但时装流行的方式仍然是由上而下。一般大众的经济预算和社会活动力都有限（“谁买得起啊？买了又上哪儿去穿啊？”），自己也没有工夫和胆量和认识去研究、去试验，或者去创新，于是只有谨慎地去模仿，保守地去追随“上面”介绍出来的服装。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之为“向下细流原理”（trickledown theory）。
总而言之一句话，模仿（2）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时装流行规律表明，虽然还是靠模仿（模仿是一定的，人不靠模仿连说话都不会），但是模仿的对象慢慢地有了改变。不是单纯盲目地去模仿上流社会或经济地位高的带步人，而是个人自己选择自己所羡慕的时装样板，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文化娱乐体育明星了。因此有些社会学家将前面的原理加以修正而提出了“平行细流原理”（trickleacross theory）。这是指社会中每个集团或圈子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而这些领袖们对某一种式样的批准和认可，以及他们采纳的式样，是这种式样在这个集团或圈子里得以流行所必需的。你属于哪个圈子，你就是哪个圈子里的人的打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加州的摩托车帮，“地狱天使”（Hell’s Angle）。这些天使们都一律是黑色皮夹克、牛仔裤和皮靴。再者，你念的东部一家私立大学，你就是这家私立大学的打扮，而如你念的是西部一家州立大学，那你多半就是这家州立大学的打扮。而且这还不仅限于年轻的学生，不少大学教授们也都有他们尊敬崇拜的英雄，比如，不少物理系讲师们都有意无意地在模仿爱因斯坦的形象。再推得广一点，你如果在五十年代或甚而在六十年代初在美国一家银行或大公司任职，那女的绝不敢想像穿长裤上班，男的必然西装领带，而且必然是深蓝或深灰等保守传统的颜色。
但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黑人民权、反越战、新左派、嬉皮士等种种运动将传统的向下细流、甚而平行细流规律给颠倒了过来，变成为一种“反影响”，因而出现了“向上渗入原理”（filterup theory）。而且这种由下而上的渗入的“下”，不仅是指年轻一代和他们首先接受的打扮（T恤、牛仔裤、迷你裙、帆布球鞋、运动衫裤），同时还指美国经济地位差的少数民族，黑人、美国印第安人、波多黎哥人和墨西哥人的流行打扮，以及他们喜爱的颜色和装饰。服装工业界的人士在决定生产某一式样的时候，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只去看上流社会的带步人的高级时装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些带步人在鸡尾酒会上，甚而外出赴宴的时候，自己也留上了嬉皮士的长发，穿上了反体制青年的牛仔裤，绕上了印第安人的珠琏，披上了墨西哥人的斗篷，戴上了黑人喜欢戴的宽檐帽子。
去年五月，我曾写了一篇专门谈美国牛仔裤的文章。其中好几段刚好可以具体说明这个“向上渗入原理”的发展过程：
六十年代初期，牛仔裤在美国虽然相当普遍，但仍待真正起飞，还没有卷入学生运动，还没有被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家抄袭并以自己的名字为牌名推出价高而时髦的高级牛仔裤。（下文请见本书第4页第三段到第7页第二段）
但美国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社会，一个多元社会，而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向下、平行或向上种种规律，仍不足以应付活动力极大的一般人民的需要，因而合理地出现了“大众市场原理”（massmarket theory）。这个原理在设法说明，今天一个时装之所以流行，尽管上面几种规律仍在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流行的方式因今日之科技新发展而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大众市场原理”说，服装工业中的成批生产制度，配合了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将有关时装的新闻、资料和新式样，同时向社会中所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阶层报道、介绍和宣传，然后成批销售。因此，没有什么向下、平行、向上细流不细流，渗入不渗入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不同的流行式样和最新式样的扩散，可以在各种阶层之中同时发生。
西装、旗袍与中山装
但我想用不着我来指出，这些解释时装的理论只适用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干脆更直接一点，有钱的西方各国和日本。时装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高度社会经济动力的环境内。一个传统或演变迟缓的国家和社会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和科技水平，也就没有多少时装上的需求（“有得穿已经不错了！”）。我们大家都已熟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缓慢，或甚而等于零。这些国家大都还保留地方性服装。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塞内加尔、墨西哥、秘鲁等亚非拉国家的一般人民都以传统的民族服装为主，而在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差不多一致了，只有在民族节日时才看得见他们的民族服装。但即使在西方国家之中，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也是最早抛弃他们传统的民族服装的国家。带领西方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正是西方各国之中第一个停止穿着民族传统服装的国家。但如果看希腊、波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等而且比较低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共同之处，因此也正好是这几个欧洲国家至今仍保留其民族服装。现再回头来看另外几个欧洲国家，如法国、瑞典、比利时、德国、丹麦，以及东方的日本，一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最早给抛弃掉的就是它们的民族服装。今天，东京妇女不会把和服当做日常穿着的服装。买件和服比买件“洋装”要贵上好几倍。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可以看得出来。做件旗袍（更别提长袍马褂）可要比上百货公司买件女时装或男西装贵多了。而在香港，只有竞选香港小姐的时候，只有那些想保留点中国传统味道来吸引游客的大酒店的女招待才穿叉开到大腿根的旗袍，而且是以制服的性质穿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都差不了多少。早期的苏联、前几年的中国、今天的古巴的服装（列宁装、中山装、卡斯特罗装）之所以被决定作为举国上下的共同服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考虑，省事省钱，不去浪费任何资源。一旦这些国家在服装管制上略有放松（当然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大街上立刻就有人开始穿他们比较喜欢穿的衣服了，市面上也逐渐开始供应这种衣服了。今天的苏联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开始讲究时装。中国也在起步，甚而在一九七九年还邀请了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家Pierre Cardin，去北京搞了一个时装表演。另外，听最近去过内地的人说，至少在大都市，而尤其在上海、苏杭等地，一般人已在以各式各样多彩多姿的服装来打扮自己了。这不但是个好消息，而且更是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途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一点不错，但是这个弯儿可绕得太远了。
时装不是天上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