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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福发现，赵勤奋的“兴奋点”已有所转移。过去他的兴奋点是许吴。只要一见许小娇和吴小娇，他的眼睛就会陡然放亮，就像一个电压不稳时吊在半空的电灯泡，电压低时钨丝发暗发红，电压高时突然会放出炽烈的亮光。可现在他的兴奋点却转移到了方副局长身上。只要一提起方副局长，他就像杜鹏程写作《保卫延安》一样充满了激情。仿佛方副局长将来若成为一个大人物，是他这个“伯乐”发现的似的——就像当年杜鹏程抱着厚厚的一摞书稿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冯雪峰一样——若方副局长是杜鹏程怀中那一摞厚厚的书稿，赵
勤奋以为他就是冯雪峰；若方副局长是已经成书散发着独有书香味儿的那本厚厚的《保卫延安》，赵勤奋会大言不惭地说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至少也是该社的一位资深的责任编辑！
“方副局长若是一个人物，那你赵勤奋就该是一个动物了！”徐有福突然想起那几句顺口溜：“一两个情人是人物，七八个情人是动物，一个没有是废物。”
若在过去，徐有福这样说时，赵勤奋保准会一脸惬意地回他的话，用有点猥亵的口气色迷迷地说：“咱比动物还动物，早超过七八个了！”可那天这小子却突然皱了皱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说：“徐有福请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
徐有福那天也有点不高兴：莫非赵勤奋以为他现在已经是个人物了，别人轻易触犯不得？这真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他想撒尿的时候，别人就是他的尿壶，掏出来素素素只管往里尿。而别人哪怕无意溅他脸上一滴尿水，他也会冲别人发作。
那天徐有福是第一次反抗赵勤奋。赵勤奋当时唬着脸给他说了“徐有福请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的话后，他也顶了一句：“赵勤奋请你以后也不要那样，那样不好！”
那天在那个县的宾馆说过这句话后，徐有福背过身再没有理睬赵勤奋。看来“从奴隶到将军”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有追求平等、维护尊严的权利。徐有福过去从来不懂得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因此常常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离开家园一两千年再谋求“复国”，将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因此现在国与国之间往往是锱铢必较，寸土必争，就是怕给后人留下遗患。对一个人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能做到“寸土必争”，就不会有人轻易侵犯你了。两位“哲人”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诲。一位是朱熹，他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位是田小兰。田小兰指出的“摆多种姿势”，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种姿势？
徐有福好像渐渐悟出了一点人生的道理。这是一个多么迟钝的人啊！他悟一点点道理出来，怎么像妇女生孩子那样艰难！又像一个被夹住的老鼠，吱吱叫着却急忙挣不脱那个暗器；还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老是用一双童贞的眼睛看待这个纷乱、杂沓而变幻多端的大千世界；还像一个初次离开偏远山村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子，拎着个小包袱，看见夜色中的红灯就不敢动了，就像兔子一见某种吞噬它的凶恶动物就卧着束手就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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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击”赵勤奋给徐有福带来一点欣喜，但最终他还是感到沮丧。若赵勤奋是动物，方副局长是人物，那自己就是个废物了。现在在人们的眼光中，废物甚至不如一个动物。这是一种多么不可理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啊！徐有福又想：方副局长若是“人物”，他的“一两个”情人是谁呢？转念他又嘲讽自己：你这不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吗？
《机关红颜》19
在徐有福三十八岁的这一年里，他的情感生活里掀起一些较大的波澜。
他爱上了吴小娇。
倒不是受了“废物”的刺激。这个色彩斑澜的世界上，“人物”、“动物”不少，“废物”也同样不少。如果没有遇到那种令徐有福心旌摇荡的女人，他也不会只为摘掉“废物”
这个帽子而去找女人。
本市某县，有一个“摘帽子”书记。这位书记赴任后，在该县二十多个乡镇的山山峁峁间转了一圈，突发奇想，在常委会上提出三年摘掉贫困县帽子的设想，比较务实的老县长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但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是“一把手”，县长是“二把手”。一把手若执意要干什么事情，做出什么决策，那是九头牛也拉不转的。县长当然没有比九头牛更大的力气。就像在一个“夫权”为主的家庭里，若丈夫要执意干一件什么事情，妻子和儿子加在一块儿也是劝说不住的，只能跟在身后小声地嘟囔。
三年后，贫困县帽子摘掉了，县委书记升迁了，国家给该县的大量补贴却减少了。
既然已不是贫困县，那么拨给贫困县的“专项扶贫资金”就不能给你了。在向上呈报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喜报中，该县称他们已建立起畅通的“造血”功能。既然能“造血”了，再“输血”不是多此一举吗？
随之接任的却是一位“争帽子”书记——争戴贫困县帽子。他也在该县二十多个乡镇的山山峁峁转了一圈：山河依旧，穷颜未改啊！书记的心情像连绵的大山一样变得沉重起来。他将统计局长叫到办公室，问当时“摘帽子”那些数字是怎么来的？统计局长小心翼翼地问书记：“你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啦！”书记有点不高兴。统计局长就对书记说，当时各项指标上报前拿给前任书记审阅，书记拿起笔在每个数字后面加了一个零，于是贫困县帽子就摘掉了。
新任书记听毕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将最新的统计数字要过去，拿起笔在每个数字后面画掉一颗零，然后递给统计局长。
统计局长拿起统计报表走到门口，又被书记叫住。书记伸手要过报表，沉吟片刻，将钢笔套拧开，又在每个数字后面画掉一颗零。
接连画掉两颗零之后，书记就让办公室主任起草报告。办公室主任很快将一份“关于将我县重新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请示报告”呈上书记案头。书记将标题扫了一眼，提笔将“重新”二字勾掉。然后对办公室主任讲，做办公室主任，关键是一个“意会”。什么时候回避，什么时候张扬；什么时候伸，什么时候缩；什么时候迎着枪口堵上去毫无惧色，什么时候即使烈火焚身也得伏在那儿一动不动，全在“意会”二字。这些道理我以后不会给你讲了，自己“意会”去。
一年后，该县被重新列为贫困县。常委会上，书记讲，我们争来这顶帽子戴上，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书记说到这里，略作停顿。那位与前任书记配合完继续与他配合且配合默契的老县长此时插了一句：又不是争来一顶绿帽子！大家哄地笑了。书记也随着大家笑。笑毕继续讲，我们戴一顶帽子，每年就争来几千万，这顶帽子值钱啊！况且这顶帽子沉甸甸地戴在头上，大家心里也始终会沉甸甸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父老乡亲没有摆脱贫困这个恶魔的缠绕，这顶帽子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啊！
书记“求真务实”的名声不胫而走。省里市里如蝗虫般涌来的记者不由分说，将一顶顶帽子扣在书记头上，那些文章的标题像小孩与大人捉迷藏一样，将那几个关键字眼嵌在那些颠来倒去的句子里，十分好玩儿。什么求真书记某某某；某某山脚下或某某河畔，有一位实干书记；务实：一位书记写在某某大地的情怀。等等。
书记到任两年后，又像抛弃了糟糠之妻另觅新欢的那些狠心的男人一般，兴致勃勃地在全县的山山峁峁转了一圈，然后便被提拔了。临走前他动情地说：“我会记着这里的父老乡亲！”这就好比那个抛妻弃子的男人哄骗敦厚老实的农村妻子说：我以后还会回来看你们的，也会给孩子寄钱的！
徐有福既不是摘帽子书记，也不是争帽子书记，他的脚步无法踩到一个县峰峦起伏的山山峁峁间去，只能踩在与一个县的山山峁峁相比当然要小出许多的这间办公室里。
徐有福也不想用自己的脚步声惊动全县几十万人民，省得那些淳朴的乡亲这个拎一篮鸡蛋，那个提一筐红枣簇拥着送他。万一那些箪食壶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的老大爷老大娘再抹开眼泪，他的心里也会不好受的。
徐有福其实只想像贾宝玉动不动就从怡红院往潇湘馆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