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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这方面的技术存在许多差异，尽管英国为了分离孕妇和胎儿作出了很多努力，准确地说还不完善，但人们更加青睐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此类医疗服务。例如在匈牙利，产妇在遭遇难产时，她的丈夫可以陪伴她三个阶段，并且将丈夫的内衣或丈夫或产妇的腋毛烧毁，采用烟熏的方法来给产妇的阴道消毒。
这样的方法并不令人惊讶，但孕妇们在这样的状态宁愿选择放弃生命也不愿忍受这样独特助产的折磨。当孕妇们意识到她们对于分娩阵痛的忍受仍旧是徒劳时，最后可以摆脱难产的办法就是激烈的物理运动。许多孕妇被上下激烈的摇动或者被裹在毛毯中激烈地摇荡。如果这些运动可以帮助顺利生产，那么孕妇与胎儿无疑将遭受长时间身体与感情上的折磨。
另一种选择，脑部外科医师实行颅骨切开术（穿透胎儿的头颅骨并将其拖出）或用锋利的仪器堕胎（肢解胎儿以便取出）。由于医生们直接将婴儿肢解成碎块，很显然这两种方法都只是应急对策。这样的方法不论对于孕妇还是接生员们来说都是令人极度悲痛的经历，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实行这种方法。
为了避免胎儿的死亡，许多外科医生会实行耻骨切开术来减轻骨盆的收缩。这需要锯开孕妇骨盆，使两部分骨盆骨骼从连接处分开。这样性器官附近的骨骼只要分离2英寸，就可以取出胎儿，不过这样的话孕妇将丧失生活的能力，不能走路，甚至会出现内急失禁的现象。
令人欣慰的是利用屠夫的弯刀和其他恐怖的方法来取出被肢解的胎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医用产钳的发明被广泛地应用。
手用医用产钳的技术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样第一次助产士可以协助孕妇分娩胎位不正或静止在骨盆腔中的婴儿，使得胎儿获得了存活的机会。不幸的是产钳分娩经常被缺乏专业训练的医生使用，有时孕妇的身体会遭到极大地损伤。以接生员里斯本·伯格下面的叙述为实例，她主张当医生使用医用产钳来帮助分娩时，产妇的丈夫应帮忙控制住产妇，不使其乱动。
孕妇的呻吟声和呜咽声压抑着产室里的一切，产妇痛苦的身体被推拉和摇晃着。不停地拖拽，摇动，拖拉和流血过后，胎儿终于出现在产妇的腿边。失声痛哭和大量失血使产妇极度疲惫，她被痛苦地放回垫子上。
如果一个胎儿成功地降生，亲属们便开始庆祝并感谢上帝使孕妇安全地分娩，但令人担心的是分娩后还会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大量的失血会严重地危害产妇的身体，并且会导致延长分娩阵痛或是很难娩出胎盘。冷的止血布有时可以用来抑制大量的流血。最成功的处理方法是使用有收缩子宫作用的麦角碱。助产士们比医生更早了解麦角碱的好处。
艰难的分娩（2）
对于新妈妈来说，最大的敌人之一是分娩后的高烧（系统的细菌感染和败血症）。有时高烧在人体内缓慢地发展，以致孕妇在生产一周后都没有发现。许多的产妇和婴儿经过了顺利分娩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疏忽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乳腺炎或胸部的炎症也会引起高烧的症状，而这被认为是哺乳期高烧。哺乳期高烧被普遍地认为是由于母乳从乳房进入血液造成的。
另一危险的敌人是子宫感染。如果病毒进入血液和腹部，那将会威胁产妇的生命。如果真的如此，几乎没有什么措施来拯救产妇。如果细菌到达腹部内壁的细胞组织引起腹膜炎，许多女性将忍受可怕的疼痛。
为了努力帮助遇到诸如此类问题的女性，在公元17世纪就出现了妇科医院。令人遗憾的是，医院的病房都不卫生，使产妇所处的环境比其他环境更加危险。雅克·雷内·坦农对于迪奥医院的描述强调了从公元1788年起这一时期医院引起感染的状况：狭窄的小路，阴暗的走廊两侧是黏着唾液的墙壁，门上沾染着穿过床垫和空柜橱的下水道里的脏物以及由于受伤或手术留下的脓液和血液。
细菌传染的蔓延还没有被认识到，随之发生的是那些发高烧的孕妇并不与其他孕妇隔离，患有性病的患者经常与产妇共用统一病房，甚至多数情况下停尸间与病房都不分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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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进步
直到公元16世纪，大部分的医学知识还是从希腊文明或罗马文明中继承而来的。但部分是因为梅毒的突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新的医学观点开始崭露头角。梅毒一般被认为是被哥里斯托夫·哥伦布的海员们带到那不勒斯的，当时被称为“西班牙病”“法国病”或是“那不勒斯病”。它很快跨越欧洲蔓延进了英格兰地区，并引起了多例死亡。医学家吉瑞拉莫·弗拉卡斯多罗悉心研究了这种引起皮肤发疹、溃烂，破坏性极大的病症，并于公元1549年在《传染病》上发表了他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它被认为是第一份彻底研究传染病蔓延问题的观察报告，标志着医学领域的一次转折。
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想要控制那些侵扰人体的疾病，准确的生理方面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人们开始逐渐摆脱对那些古文明中一些理论的依赖，而开始重视起科学检测等医疗手段。公元1543年安德鲁·威瑟里斯发表了《人体结构》一文。文章中指出，许多教条都是错误的，人体解剖才是医学研究的正途。
这样医学进步也顺理成章地随之而来。公元1628年，威廉·哈维发表了血液循环说。英国皇室学会对这一发现十分振奋，并拓展了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皇家学会的三位成员继而成功地实行了医学上的首例人工输血。尽管这一实践在血型的发现之前还不够完备，并一直到公元19世纪都被禁止使用。公元1683年，阿姆斯特丹的医学家安顿·范·路温霍克在显微镜下观测到了细菌，但当时它一般被当做一种病症，而非病因。结果像产褥热这样的疾病又夺去了许多产妇的生命。渐渐地，医学家们开始对细菌关注起来，但直到公元19世纪，对传染病的研究才有了重大突破。
对人体生理学的认识也随着医学家们摆脱了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稳步前进。人们不懈地讲究人体运行的精细机理，这其中包括对女性身体的理解以及分娩的机理。一些关于女性的旧观念被人们重新审视，精确的女性身体解剖构造图问世了。其中不乏大师达·芬奇的作品。
妇产科的权威著作在公元17世纪大量地涌现，从此把产科学从迷信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成为一门学科。英国人威廉·哈维公元1651年写的《论生育》一书，包括了大量描述现实生活中难产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即使在今天，他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也给予那些渴望减轻分娩阵痛并自然分娩的妇女以极大帮助。哈维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应尽量有耐心、温柔、小心，干扰越少越好。此书是英国助产学的第一部原创著作，从此哈维被认为是英国助产学之父。另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书是《妇女分娩的特点》，作者弗朗索瓦曾是荷代尔的门徒。
公元1665年大瘟疫的肆虐激发了探索治疗疾病的新疗法的热潮。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结果。公元1666年伦敦大火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同时也断绝了首都瘟疫的蔓延路径。但由于缺乏对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几乎整个社会都处于大量疾病和感染的巨大威胁中。
新手母亲
随着婴儿呱呱坠地，母亲们至少得卧床九天，因此无法参加孩子的洗礼。但大多数情况是她们的卧床期远长于此。公元17世纪的威敏斯公爵夫人玛格里特就被劝告让其女儿产后15天再离床。公爵夫人很担心并告诉女儿说：“我向上帝祈祷你的安康，但产后恢复不是又快又奏效的，别拿你的身体开玩笑。我想这么冷的天躺在床上对你有好处。”
助产士十分重视产褥期，尤其对产后恢复极为重视。年轻的母亲们被建议平躺在床上，不要移动。但这导致血液凝结，形成致命血块，成为导致产后妇女高死亡率的罪魁祸首。尽管产褥期应该躺在床上静养，但实际情况是母子常常被亲戚朋友们包围，庆祝孩子的诞生和母亲的大难不死。两三个星期后，如果母亲恢复得很好，她就可以下床洗个澡，换换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