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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建议没有引起重视，不幸的是他本人也正是死于这种他努力奋斗试图战胜的疾病。
尽管受到诸如霍尔麦斯和塞缪尔维斯等人的警告，大多数医生对此只是初步怀疑，医院依然是分娩的最危险的地方。公元1864年，外科医生雷恩·李福特拜访巴黎产科病房时，产妇们在医院里遭遇的境况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
主病房里有很多张床，顺着房间的每一边被摆放在凹壁中，像英式的马厩。通风几乎是不可能的。地面和隔板也许一个月才清洗一次……天花板多年未粉刷了。产妇们生病后会被转移到隔离病房，不管是因为自然疾病还是产褥热。病人会受到腹泻、支气管炎、麻疹或任何其他的出疹热的影响。实习助产士对产妇和发烧病人同等照料，对待所有的病人都机械照搬病例课教授的所有操作步骤。
有关控制传染的争论是漫长而复杂的。早在公元1683年，安顿·维·李尤温霍克就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细菌，但是认为细菌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病因的理论一直延续至公元19世纪。公元19世纪60年代，路易斯·帕斯蒂尔进行的工作使医学界意识到，微生物存在于空气中，并且通常是致病的原因。帕斯蒂尔和其他人继续这一工作并设法识别出产褥热的致病菌——溶血链球菌。
外科医生杰塞弗·里斯特在研究过帕斯蒂尔的成果后，设计出一种通过利用石炭酸彻底清洁的办法来杀灭微生物。结果使死于传染的人数大为减少。整体来说，医学界对无菌技术的接受是缓慢的，但是一旦大范围地施行这种技术，手术中心和产房变成了安全得多的地方。
剖腹产术
尽管大半个世纪以来产妇所处的环境并没有显著地改变，但是妇科学领域的发展为产科学方面未来的进步准备了条件。产科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举例来说，很多世纪以来剖腹产被视为难产的救命稻草，但是在公元19世纪早期，剖腹产引发手术危险的问题依然存在。有效剖腹产术的发现明显减少了人们对手术的恐惧，但是最初这并没有降低死亡率。尽管在公元1900年曼彻斯特的辛克莱尔医生报道称其十次剖腹产手术全部成功，但在公元1849年同一医学中心的瑞德福特医生却报道说在他的五次剖腹产术中有三位母亲及婴儿都没有存活下来。
感染危机（2）
为了祛除剖腹产术带来可怕的后果，世界各地的先驱者们投入到了改良剖腹产手术的工作中。首次突破之举来自于美国的妇科医生詹姆士·马瑞恩·希姆，他想办法修补了由于长时间拖延的难产引起的水疱阴道瘘管（在膀胱和阴道之间的裂口）。他携成功之果来到纽约并开立了首家妇科病专科医院。这粗具规模的开始使他们逐步积累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公元19世纪末时，医生们已经能够开展子宫切除术，而宫外孕也得到相当有效的处理。
一旦外科医生认识到子宫壁应该在手术后被缝合的问题，剖腹产术对妇女们来说就安全多了。但是在公元19世纪70年代以前，剖腹产技术已经保持了几个世纪的基本不变。医生们认为子宫壁会自我修复，结果许多妇女因此血流过多而死。公元1876年，意大利外科医生埃德多·保罗发现如果在剖腹产手术的同时进行子宫切除术，妇女更有可能存活，同时减少了败血症或大出血的危险。幸运的是其后的英格兰外科医生罗伯特·劳森·泰特在妇科手术中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手法：手术缝合（以线缝合）子宫壁。在这一成功事例被报道后不久，德国人凯若·弗迪南德和塞格·马克思在剖腹产手术中采用这种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和无菌技术结合后，剖腹产死亡率从65％至75％下降到了5％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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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镇痛（1）
尽管剖腹产手术依然危险，穿颅术也仍然进行，但是镊子和其他的产科工具的设计都有改进。在公元19世纪60年代，约翰·布若克顿·希克斯对穿颅术这种古老的手术形式进行了改进。布若克顿·希克斯发现这种技术和外部操作结合起来对于改变婴儿的不正胎位会更成功。同时也是布若克顿首次发现在整个怀孕期间始终会经历有规律的子宫收缩（当现代妇女误认自己即将分娩而冲到医院时，会被告知她们正体验着布若克顿·希克斯所说的子宫收缩）。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更多精密的外科仪器被生产出来，外科医生能够因此提高手术的速度。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疼痛——病人饱受其折磨并因此而丧命。承受没有麻醉的手术是令人恐惧的，因而当病人不得不被推进手术中心，她们往往令人怜悯地尖叫着，并且手脚在手术前还被皮带限制。
许多科学家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医学实验，试图去找到一种比鸦片更安全更有效的镇痛剂，首先被采用的是含氮氧化物（笑气）和醚。在醚被发现会引起肺部炎症后，另一种物质迅速受到欢迎：氯仿。公元1847年，来自爱丁堡的詹姆士·扬·西蒙普森打算测试一下这种新药的功效，结果他很快失去了知觉。此后他积极提倡利用这种新药去帮助分娩中的妇女。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悲痛是没有回报的；因为我们是在他人的痛苦中降生的，并且自我消亡。
——弗朗西斯·托姆普森，公元1859～1907年
这受到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因为减轻妇女在分娩中的痛苦被视作是违背了神的意愿。男人们认为承受疼痛是女性的特质；它证明了女性的柔弱和较之于男性的从属性。许多人断言无论如何分娩的疼痛被过高估计了，一个典型事例是，美国当地妇女在怀孕时并不寻求特别护理，她们会一直工作到分娩前。然后，她们独立生下孩子并在随后不久重新开始工作。作家乔治·H。南费斯写道：西方妇女已经变得具有性别挑战性，有事业雄心，不具备完全的女性柔顺及忘我精神。他相信如果妇女们回到一个从属性的并且不太自私的角色，那么分娩时她们将不再承受痛苦。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妇女们对此依然不太信服，然而当一些人仍不情愿接受新的医学革新时，大多数人已渴望在分娩时使用氯仿。人们不再认为承受痛苦和折磨将获得永恒祝福的回报。上帝或是死亡，或是已完全从世界消失的想法在科学家中流行开来，许多人开始感到只有通过人类本身才能解救，而非神的介入。
詹姆士·扬·西蒙普森确信：“如果医务者的目标一直以来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即‘减轻痛苦，挽救生命’，那么利用正当的方法减轻和转移母亲在分娩时承受的身体疼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特权。”许多医学专业的人反对他的观点，相信避免疼痛是胆怯的表现，而且这表明了魔鬼撒旦仍存在于世上。西蒙普森提出他的异议，认为上帝明显是同意减轻痛苦的，因为他是在令亚当在伊甸园中熟睡后，才移走了亚当的肋骨。
在美国，许多医生同样从道德上、宗教上以及感情上反对镇痛法的运用。费城的医生查尔斯·梅斯认为如果一位妇女在分娩时没有感觉疼痛，那么她会减少对所分娩的婴儿的疼爱。查尔斯推论出在分娩时经历的剧烈疼痛会在母亲与孩子之间产生强烈的感情联结，母亲们忍受如此大的痛苦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她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做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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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镇痛能够最终被广泛接受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当她初次结婚时，女王非常快乐，除了她的一次可怕的怀孕。她的恐惧似乎是伴随着公元1841年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而产生的。她在给她的比利时叔叔利奥波德一世国王的一封信中写道：“男人们从来没有或至少很少想到对我们女人来说经常经历分娩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每一次怀孕女王都觉得情绪低落、沮丧，害怕摆在她面前的考验，她在威尔士王子出生后写道：“疼痛真的非常剧烈，要不是我的爱人阿尔波特亲王给了我最大的慰藉和支持外，我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因此当她生育第八个孩子时，女王非常高兴约翰·斯诺医生使用了“受神祝福之氯仿”。王后写道：“这种措施带来的作用是安慰的、安静的、愉悦的。”有了英国女王的如此批准，神职人员再也不敢对氯仿的使用提出抗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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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镇痛（2）
坦白地说，我在婴儿们成形前对他们是没有温柔对待的；一个难看的婴儿是一个令人不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