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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多伦多电影节也悄然赢得了一个新的名号，“第四大满贯”。
第1085章 第四影展
威尼斯电影节的悠久，戛纳电影节的人气，柏林电影节的专业，世界三大电影节关注度始终超然，即使近年来三大电影节的影响格局略有变化，但他们身上的光芒还是耀眼。自从2004年多伦多电影节的崛起之后，世界三大电影节悄然正在往“四大”转变，而这第四影展，就是新贵多伦多电影节。
第四影展的崛起，与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提前有直接关系，而电影节和奥斯卡之间的关系，还要追述到一个专有名词，“冲奥”，这并不是代表着冲击奥运会，而是冲击奥斯卡，“冲奥”相伴而来的就是学院公关，也就是让韦恩斯坦兄弟扬名立万的人际交往手段。
学院公关其实不是从来就有的，“冲奥”一词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切都是伴随着1999年第七十一届奥斯卡上，米拉麦克斯的“莎翁情史”战胜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壮举而出现的，哈维·韦恩斯坦用他的吸引眼球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将巨人绊倒。从此，每年的颁奖季从十二月开始演唱到整个后半年，奥斯卡从一场赛马变成了马拉松。颁奖季之中，作品的出色是第一要素，而学院公关则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如果将奥斯卡形容为电影世界中的一场年终总决赛，历史优秀的欧洲三大电影节无疑就是三大满贯般的崇高地位，而后起之秀的多伦多，依靠着其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在第四大满贯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
多伦多电影节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容量，在于无所不包的“世界电影”，每年将近三百部电影上映，百分之九十都是北美首映。在多伦多，观众们买到的不仅是电影票，更是一台时光机，因为这意味着能比别人早上半年甚至一年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而对于普通英迷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探险节目，可以在这里发现尚未被人熟知的瑰宝。想象一下，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宫崎骏、詹姆斯·卡梅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那种伯乐的心态足以让人飘飘欲仙。
由于没有正式的竞赛单元和电影市场，多伦多的气氛比起三大电影节要轻松、自如许多。最重要的奖项“人民选择奖”完全是观众投票的结果，这也使得多伦多电影节上，电影的主创人员与观众们无比地接近。而多伦多的观众，恰恰是世界上最热情的观众，他们用一颗包容的心，把电影的主创人员送上了至高的地位。
当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记忆碎片”在经历了圣丹斯电影节的好评之后，但依旧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经过大半年之后，他又带着这部作品来到了多伦多。克里斯托弗·诺兰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道，“当我坐在多伦多的观众中，听到他们以之中非常主流的方式接受这部影片——观众和故事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明确和顺畅的沟通关系。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可以在更大规模上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拍一部大电影，让人们理解它，回应它。”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提前一个月进行之前，大部分冲击奥斯卡的作品会在十二月上映，因为刚好可以挣三个月的票房，用这笔钱支付打广告的费用。现在，奥斯卡提前了一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作品的发行时间也将提前到十一月，那么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就成为了首映最合适的地方。多伦多电影节会有数不清的美国媒体——这就是多伦多比威尼斯占优势的地方——来到这里，平均有超过一千五百名的记者，会对电影进行最合适的报道。其后，电影再安排北美上映，顺利冲击奥斯卡，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从多伦多电影节最后的大奖“人民选择奖”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属于观众的电影节。
1987年，全球最著名的影评人之一、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杰·埃伯特从多伦多电影节发回报道，开篇第一句话是“据说多伦多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人均观影程度，而电影节进行了五天之后，我开始相信了。”十年前，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他，在卡尔顿酒店结识了一位朋友。这是一个留着大胡子、带牛仔帽和抽古巴雪茄的男人，他热情地邀请罗杰·埃伯特去参加当年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
这位达斯蒂·柯尔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他自称是一名房地产商，但真正的工作似乎是结交每一个人。他在当年的戛纳还邀请来了“洛杉矶时报”、“纽约日报”、“村之声”等几家美国权威媒体的影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当时加拿大已经有了一个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蒙特利尔电影节，加拿大媒体对多伦多反应相当冷淡，几乎没有人进行报道。然后，达斯蒂·柯尔借助着自己的朋友，却让多伦多电影节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媒体中造出了声势。当然，当时的所有人也想不到多伦多如今的规模。
无论在多伦多、圣丹斯、戛纳或者某个亚非拉电影节，在美国媒体中你都能看到许多带着一顶特制银色牛仔帽的人们——这意味着他们都是达斯蒂·柯尔的朋友。这些人中甚至包括着大名鼎鼎的韦恩斯坦兄弟。
达斯蒂·柯尔和他的朋友们，本着分享的精神，创立了多伦多电影节，这也使得了多伦多成为了观众们尽情分享对电影热爱的天堂。
1979年，多伦多人民选择奖颁给了“最佳男孩（Best。Boy）”，它最终获得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这是人们第一次察觉到多伦多在发掘影片上的潜力。1983年，又一部多伦多人民选择奖“大寒”成为北美票房黑马。次年，科恩兄弟带着“血迷宫”在多伦多横空出世，这部影片被认为标志着美国独立电影时代的到来。但是，当时却是四处碰壁，一直到了多伦多才找到发行商。而当时，要到第二年，圣丹斯才举行了第一届号称独立电影天堂的电影节，韦恩斯坦兄弟也尚未涉足独立电影领域。1989年的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在多伦多获得人民选择奖，引发了大制片厂之间的出价竞争。
1992年，昆汀·塔伦蒂诺带着“落水狗”在多伦多北美首映，并摘得影评人费比西奖，这是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奖。从此，好莱坞和欧洲都逐渐把眼光投向多伦多。在加拿大国内，多伦多在与蒙特利尔电影节的竞争中也完全占据了上风。后者由于政治约束和不够民主的管理方式而丧失了一部分影响力。但是，在达斯蒂·柯尔的精神指引下，多伦多一直唱到各个单元的负责任有着选片的自由。聘请经验肺腑、对自己的品味负责的选片人是多伦多成功的关键。也许，只有在这里，观众可以仅仅凭借对某位选片人的信任而观看自己并不熟悉的片子。
从主流商业片到独立电影再到重口味类型片，多伦多的口味十分包容，这让它成为名符其实最“人民”的电影节。在每年十月举办的纽约电影节由于规模所限，选片的口味过于精细、接近欧洲，人只有多伦多这样的巨无霸才能称得上是“大众”，它比任何一个美国电影节都更加“美国”。
对于多伦多这样一个属于人民的电影节，加拿大热情好客的人们，会用最礼貌最热情的方式迎接世界各地抵达这里的客人。
1996年，法国女导演克拉尔·丹尼斯的“不知不觉爱上你”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开场前十五分钟，一个法国男人带着六七个时髦漂亮的女郎走了进来，坐在预留的VIP作为上，他们边走边大声地议论着。电影放映一会之后，这群人走到了过道上聊了起来。电影结束前十分钟，法国男人终于回到了座位上，但当银幕上开始出字幕的时候，他又和旁边的人大声说起了话。这时，坐在他身后的一对中年夫妇忍无可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先生，你实在太粗鲁了。”这人站了起来，没有进行眼神接触，带着他无比吃惊的同伴们随即离开了。这时，电影院里的其他观众告诉这个勇敢的男人，“你刚才撵走的是戈达尔。”
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的代表导演，1983年还凭借“芳名卡门”拿下了金狮奖。
男人的妻子调侃说，“他可喜欢戈达尔了，真是完美！”这对夫妇是电影院中唯独没有认出戈达尔的人。
多伦多的观众素来以热情和有礼貌著称，几乎每部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的影片，无论是好或坏，都会在结束时获得观众的掌声。这种“过度”的礼貌几乎成为电影节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众所周知，加拿大人素来以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