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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李贞，也不是没暗中试过，只不过李贞又岂是那么容易被灭的，早些年李贞翅膀未硬之际，长孙无忌若是能狠下一条心，或许还有一、两分的把握，而今李贞贵为储君不说，手下文武兼备，又有着军方的强大支持，别说他长孙无忌了，便是李世民要想出手对付李贞，都不见得能成事儿，到了如今这般田地，却也由不得长孙无忌不低头的了。
若能天下大治，老朽何惜此身乎？长孙无忌借着李贞的话头，算是表明了顺服的态度。
司徒大人为我大唐尽心尽责，劳心劳力，父皇每每提及，皆感慨万分，孤深以为然也。李贞听长孙无忌表露出了顺服的意思，却并没有因此而喜形于色，而是感慨地说了一句之后，立马将话题转到了此行的正题之上： 自贞观以来，有赖父皇英明，朝臣尽责，我朝鼎盛，四夷咸服，百姓安居乐业，可喜之像也，然，却非万事顺遂，如今更有一隐患在，以司徒大人之智，当知今之关中、巴蜀人口激增之下，授田已告馨，实非朝廷不愿授，而是无田可授矣，再加上不良之辈暗中兼并良田，更有豪门私瞒荫户以偷逃年税，若不更易之，大乱即在眼前矣，岂不闻北魏因无田可授而亡国乎？
长孙无忌熟读史书，自是清楚北魏之兴起乃是均田制之实施，鼓励农耕，使游牧民族得以汉化所致，只不过长孙无忌却不认为北魏的衰亡与均田制的败坏有关，在他看来，北魏之所以会灭亡，乃是因贪官污吏横行所导致的律法败坏，民不聊生所致，此时见李贞将北魏的例子举了出来，心中并不以为然，这便沉吟了一下道： 殿下所言虽是有理，不过在老朽看来，吏治败坏似乎方是北魏变乱之根由罢？
见长孙无忌出言反驳自己的见解，李贞不但不生气，反倒笑了起来道： 司徒大人所言吏治败坏乃是亡国之道固无不妥之处，然则，天下之兴亡者，却皆因土地而起，古今一也，试以北魏为剖析，或能明了一、二：北魏立于战乱之中，经两晋五胡之乱后，民间人口凋敝，北魏初立之际，举国仅八百余万众耳，可谓地广而人稀，是时，非患地之不足，而患地之无人可耕，是故，均田制一出，民各有其土，自是人人勤奋，万众一心之下，国势日渐强盛，与我朝初立之际何其像也，然地之有限，而人口激增却难控制，待得宣武帝即位之际，仅三十年矣，举国人口已达两千万众矣，授田遂告不敷，均田制难以为继，又因各豪门上下其手，导致良田兼并日趋严峻，民众纷纷破产，不得不羹田以投靠豪门，由是，豪门因手中握有权柄，不纳或是少纳国税，从而导致国家税入日趋减少，而国库之不足，朝廷势必无以为继，不得不重税以盘剥百姓，此举进一步导致百姓凋敝，不得不投靠豪门以自保，恶性循环反复之下，民怨日众，而吏治必随世风之日下，久而久之，变乱必起，然，北魏初立之际，魏文帝不贤明乎？其朝臣不廉洁乎？因何终稳而始乱也？其根子何在？依孤看来，是体制之缺陷所致罢，今我朝若是不能防微杜渐，于北魏又有何不同哉？
饶是长孙无忌也算是这时代的智者之一，可被李贞这么一席话说将下来，哑口无言不说，额头上的汗水狂淌不已，心惊肉跳了好一阵子之后，竟顾不得再装病了，猛地一挺身坐直了起来道： 殿下既知北魏之乱，可知如何防止我朝之变乎？老朽愚昧不明，还请殿下不吝赐教。
李贞并没有因长孙无忌彻底降服而兴奋，反倒是满心的凝重，苦笑着道： 孤身为储君，如何不愿我大唐兴盛万代，然此事古难全矣，唯尽心力耳，唯有因变顺变，方能确保社稷不失，就我朝目下之情形而言，均田制尚不到变动之际，无他，只因此际我朝人口不均，关中巴蜀人多而地少，然，关东、山东、荆湘等地却是地广而人稀，若是就此废除均田制，则不但不能增加耕地，反倒使得土地兼并之浪潮加到来，唯有移民就地方是良策，待得田亩开垦足矣，方是变更均田制之时机，依孤看来，再有个二、三十年，或许方是变动之时，此皆因我朝地域远大过北魏之故也，是时当以田赋制取而代之，所谓田赋制，其根本核心在于有田者按田亩数纳税赋，无田者不纳田赋，另有十一税制对生产、流通之商品征税，有此二税法在，自可确保朝廷岁入不减。
长孙无忌虽久知李贞聪慧过人，却从不知李贞的目光竟如此之深邃，能见微知著不说，还能看得如此之长远，心中自是彻底地服了，早忘了一开始之时要讨价还价一番的心思，只顾着埋头思索李贞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然则，长孙无忌毕竟是长孙无忌，虽素以振兴大唐为己任，却拘于时代所限，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了整个关陇集团的利益，将李贞前后的话一思索，便已隐约猜出了李贞在吏治上将要实行的策略，那便是抑制豪门，从而降低豪门乱政的可能性，心中不由地便是一惊，皱着眉头，看了李贞一眼道： 我朝的根本在关中，所兴所起皆赖关中人氏之力也，若骤然变之，恐有大患矣，奈何？
李贞不以为意地挥了下手道： 司徒大人所言甚是，骤然变之，自是必有大乱，只不过此等乱不过癣疥之患耳，原本就不足为虑，然，为朝廷故，稳总比乱来得好，窃以为若是稳妥行之，当不致有乱，纵或有小人辈欲螳臂当车，平之可也！
愿闻其详。长孙无忌愣了一下，皱着眉头想了想，却依旧想不出李贞所谓的稳妥行之是如何行的，不得不出言追问了一句。
此事何难哉。李贞淡然一笑道： 自贞观以来，我朝文风日盛，朝野间遗珠比比皆是，概因科举之名额有限，无数英豪不得朝堂之门而入，父皇开科举之本意就是为了广招天下贤才，如今科举之门太窄，拓之可也，孤以为可分两步走，其一，依循旧例，荫生依旧可入朝为官，而科举则广招天下贤才，三年一大比，中者为进士，可入仕途，名额当从如今的二十人为限提升至八十人左右，大比之间，可举县、州之试也，中县试者为秀才，中州试者为举人，唯举人方有大比之资格，其二，待二、三十年后，民智已开，则以科举为文官进身之门道，荫生为辅也；武举则不同，另外计之，不在此列。
自大唐立国以来，科举便已有之，然却并不受重视，寒门子弟纵使中了举，却也未必能过得了吏部遴选这一关，众多有才之士每每怀才不遇，当年秦文华之所以落草为寇，便是因吏部选官不公之所致，这说来也不奇怪掌握吏部乃至朝廷大权的都是关陇门阀要不也是出自裴、崔、王等大世家的子弟们，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故意将那些寒门子弟拒之官场之外，长孙无忌为相多年，自是明白其中的关窍所在，虽也觉得此陋规不甚合适，但却从来不曾出面去反对过，此时听李贞畅畅谈来，似乎根本不在意那些门阀的利益，心头不禁有些黯然，可也深为李贞的魄力所震撼，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这才出言问道： 既是科举取士，倒也公平，然，治何典籍耶？
此时的科举分为进士科与明经、明算等诸多门道，进士科主要以诗取士，虽也考策略，却不过是虚应其事罢了，而明经考的是对经文的熟练程度，明算则唯唐代所独有的一种科举制度，考的是自然科学，试《九章 律》、《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者为及格；试《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及格，又试《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为及格，主要为工部取官之用。
诸般科举出来的士子说是有才固然是有才，不过么，却难得有经天纬地之才，这也是中科举者在朝中难得重用的原因之一，长孙无忌本人就不是很看得起那些科举入朝之辈，尤其对像李义府这等尖酸之人更是厌恶已极，此时问出治何典籍，其实是在隐晦地表示对科举的不看好，这一条李贞自是心中有数，不过么，李贞已然决定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更改了的，这便笑了笑道： 科举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种取士的手段罢了，窃以为光靠科举，所选出来的大体上都是些书究之辈罢，实难敷大用也，然，以之为过渡却是不妨，窃以为真要开启民智，当以国家办学为根本，最终以实现县有小学，州有中学，朝廷有大学之体制，大学又可分政、军、文等学院，甚或经商之道也可办学院，朝廷用人则从各学院取最优秀者试之，而后按能分职，方可望广得贤才，当然，此皆后话，而今之科举，可暂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