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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莫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儿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7＇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8＇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国语文，自然科学有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有历史地理，相形之下，和那“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诗经·大雅》，岂可以道理计。包括他父亲，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向前猛跨了一大步，在家信中叮咛他；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9＇
蒋先生自己念过德文，也念过俄文，结果都半途而废，他这人的语言天才，从他迄今乡音不改这点上，差不多已知过半矣。希望儿子学学英文，至少会有补自己之短的意思，那份爱子心切的情意，任何人都能体会的。
如果说，经国到了上海，就真的摆脱了古文的纠缠，那又是奢想了。前面已经的析过，蒋先生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新人物，他没有勇气，甚至他拒绝重建新的精神生活，连在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他竟无动于衷，好象未曾发生过。他满足他已经僵化了的思维领域，尽管，他主张经国要学些英文，怕他“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属于功利主义的。而不是要他的儿子去吸收西方新的文化知识。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必须熟读《孟子》”，“看‘曾公家训”，且延聘王、竺二位，“寓舍教国文”。然而，经国已经不是武岭时代的经国，他不能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和求知欲望的升华，纵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对父亲的要求，却愈来愈冷淡，有时候会自问：“经书有它的现
实意义吗？”，“为什么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还要开倒车呢？”
或许，有人怀疑：经国当时会不会这么深入呢？不错，他才十三、四岁，年纪很轻，新文化的怒潮，如此奔腾，他不可能在情绪上，不受到激动而萌生出感清的嫩芽。
描叙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动态，已故曹聚仁教授以过来人的经验，这样说：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看这一段历程，有着思想革命的痕迹，有着文学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而荟集在政治社会革命这一重要浪潮上。”
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由“五四”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策动京汉铁路罢工亦即惯称的“二七”惨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义作号召，掀起工人运动。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积极扩充中，团员人数膨胀到四千人以上。
历遭挫折的国民党，逼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兼受苏联十月革命的诱惑，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自一九二0年，苏联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孙中山会晤，双方搭上线后，从此一拍即合，不绝如缕。一九二二年，越飞答应以协助国民党建军为饵，共同携手，奠定了以孙越联合宣言为背景的国共合作的基础。
宣言发表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的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委和候补的共产党员占了总名额的三的之一（当选中委的有谭平山、张国焘、林祖涵、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于树德），而最重要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及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却都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
苏联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实际上是一切以鲍顾问马首是瞻的苏联势力范围。
广州和上海，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者却都是行动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作为东西文化汇集的重镇，颇陈百花齐放的景象。
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向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发言，《时事新报》反映研究系的心声。作家马彬，在其《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西洋学说，于此时介绍到中国来为最多，‘无政府主义，也于此时出现，共产主义自然成了最热门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文学理论，先后输入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青年，读者的兴趣被启发了！学术界空前地呈现辉煌……。”
接着，他提到当时的上海：
“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我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论都公开地推陈出来，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10＇
这四年的时间，经国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这激烈进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动物，随着那诱人的环境，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还能满足他吗？假使我们无法推翻社会学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理论，面对这样波斓壮阔的时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毫无疑义的，会在他洁白的心灵上，起着强烈的感染作用。自然，这些变化，是负责监护的王、竺两位所无法理解的。
足资查考的记录，经国在上海求学的过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万竹学校”，这年且在学校运动会里，得了亚军，第二年进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年“赴黄埔省亲”。
事实上值得一书的两件大事，相反地，受到了掩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他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的明证，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依据马彬的分类，那时期知识的子的思想，除掉保守派外，大致可以归入渐进与急进两种，经国是后者，这从他勇敢的投到“五卅”爱国运动的行列里，可以得到结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英、反日大罢工。起因是这月的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