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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但他早有大志，他在关外拥兵自重，就是等待机会问鼎中原。段向他求援，他慨然应允，立即挥兵入关。奉军入关消息传出后，最感不安的当然是冯国璋了，奉天是在北京后方，朝发夕至，说来就来。早在袁世凯时代对关外力量就刮目相看，极力怀柔。冯国璋不由想到一年前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后，黎元洪就被逐下台，现在奉军入关，可能旧戏重演。他是个无兵无权的总统，在北京身不由己，他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逐或被软禁，因此他盘算三十六计，仍以走为上计，暗中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可是段系的人怎会放虎归山。当然不让他离开北京城。
不过，段祺瑞召集他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后，大家又把军事政权改为军事威胁，使冯旦夕感受威胁而不立即驱逐他。
同时计划早日召集新国会以便提早改选总统。
2月17日，冯国璋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18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段系同时发动倒阁，王士珍正企望辞职，正好乘此下台，提出辞呈后即不到院办公。2月20日冯国璋勉强地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2月24日京奉路火车被奉军扣留运兵。25日奉军第廿七师第五十三旅关到滦州，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把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步枪27000余只劫走。消息传到北京，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感震惊；尤其是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购买的这批军械是为了训练自己嫡系部队“参战军”的，如今却被奉军捷足先登，怎不大伤脑筋。26日段电张作霖请“原物交还”，运来北京。张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因缺乏军火，所以未便开拔，现在未经呈报即提去军火，因怕往返请示费时，所以不得已先留用后呈报。27日他答复段说：
“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张作霖并不是擅自劫取军火，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批军火抵达秦皇岛。那么是谁暗示张作霖的呢？原来却是徐树铮，小徐奉命到关外召奉军入京，他知道如不许以重利，张作霖不会奉召的，而事实上奉军不入关，北京局势不会一面倒向皖系，可是段为人刚愎，事先如果向他请示，他一定不许，唯有用行动先做了再说。他做过陆军部次长，知道购买日本军火的详情，同时在他交卸次长职以前，曾留下好几张盖了印信关防的陆军部空白公文纸，因此他用劫取这批军火作为交换条件换张作霖派兵入关，奉军即是持小徐发给的假陆军部证件去劫取这批军火的。
由于奉军迅速入关，使冯玉祥进攻安徽的“奇兵计划”无法实现。北京政府前此撤换冯玉祥旅长的命令，冯曾以全体官兵同旅长共进退为威胁，这时情势也迫得他低头了。倪嗣冲请北京政府迅电曹锟派兵夹击冯旅，以弭长江巨患，并且控诉冯抗不交代，又于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与苏督往返密商军略，足见野心不悛，受人指使。但是曹锟不肯派兵，所以倪嗣冲也不敢单独进攻。
冯玉祥这时已出人头地。张怀芝建议调冯旅到黑龙江驻防，冯玉祥当然不肯充军，“发往边疆效力”。而张作霖也不欢迎这支军队。直到3月18日，北京政府采纳曹锟的意见，给冯玉祥“革职留任”的处分，掳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曹锟节制调遣。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却吓得心慌意乱。2月26日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奉军入关的对策。冯用悻悻的眼光问段：“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令，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答不知。冯又大声问：“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作何勾结？”段更忸怩无以置辞。这次会议当然没有结果。冯想要段叫张作霖退兵，段就是召奉军入关的原始人，他怎会再要奉军退出呢？何况召虎容易退虎难，他即使愿意叫张退兵，事实上也办不到了。
段何尝不知道关外王张作霖不是好惹的，请了来就不容易请出去，可是既然饮鸩止渴，也只有“硬行”了。
冯知道叫段退奉军是办不到了，他只得央请前清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说服张作霖退兵，然而时移势易，张作霖早就不买他老上司的账了，赵尔巽自然是白跑一场。
冯国璋这时的痛苦，真是求为太平百姓而不可得，他现在是一个光杆总统，内阁总理虽由钱能训代理，可是钱不肯代下去，天天闹着要交代。冯写信给杨士琦，要求这位安徽老狐狸出山，杨连信都不回。而督军们自作自为，目无总统，奉军不仅是擅自出兵，而且还擅取军械，是而可忍，熟不可忍？
3月4日冯国璋拟就如下的通电致各省军政首长：
“国步屯邅，日甚一日，内则蜩螗羹沸，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淡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图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沥肝鬲，为一言之。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前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钜。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牍，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安危不仅系于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板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啧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漂摇，几毁家屋，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前事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桂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钜，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麇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当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