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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太性急，而西南无可用之兵，如能闭关一年，在各省勤练军队，为全国之模范，一年后检校军队，制定北伐计划，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归向，虽不扬言北伐，而一二年内必能北伐，孙中山认为赵的主张缓不济急。而湖南反赵的程潜一系多投奔孙中山，使孙中山左右尽是不利赵的言论，这也是赵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孙曾派参军吕超（四川人字汉群）至长沙办理党务，并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各书赠赵，赵率文官厅长以上，武官旅长以上在省府同时宣誓入党，师长宋鹤庚建议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诚拥护之意，获得一致赞成，可是吕超傲慢无礼，使湖南自赵以下，全省文武官员均大感失望，赵遂将孙的宏著搁置一旁未予细读。事隔很久，有人告赵，这两部书是治国良策，赵始翻阅，叹为观止，可是已经过了许多时日。
自民国10年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后，对湖北是一个鼓励，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军人统治下 ，当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没有军队，因此唯有求助于湖南。
10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他们是到湖南来作说客，请求借兵“援鄂”。他们说：援鄂不仅是急人之急难，而且对湖南自己也有好处。好处是：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不过自治需要推广，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这样就可以减轻湖南当前财政的压力。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在王占元，如果驱王后，湖南势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末了，这些说客们还强调王占元的不堪一击。就当时的形势分析湘军所占有利情势，他们还肯定地说，只要湘军发动援鄂，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就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武汉；同时也不必担心直系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湖南人本来对湖北是有兴趣的，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设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自然乐意一试。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赵恒惕对于“援鄂”比较持审慎的看法，他有三种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 ，无力“三管齐下”了。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援鄂”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大步。
赵恒惕在犹豫中，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这是一个极难决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赵本认为援桂重于援鄂，他于10年7月1日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桂”的决定，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
湘军援桂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吴认为湖南驱逐张敬尧时，桂系是支援湘军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持湘军驱逐汤芗铭和傅良佐，而且湘桂还有联防条约，如今桂系穷途末路，湖南反而压迫广西，太不够朋友了。吴虽有此不满，可是他正在调兵入陕，所以没有余力过问西南的纠纷。
湘军“援桂”前，曾宣称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认为滇军在湘西，也威胁鄂西，为了利害，所以愿予协助，但是又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支援。赵当即复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胡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占元便派参谋余范传（就是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军饷、军械、军火支援后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动颇引起湖北王占元的惊讶，不过王认为既然湘军已出动“援桂”了，自然不会再回师“援鄂”，为了加强对湖南的友好，于是在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湘军“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不是一条出路，所以继续鼓吹“援鄂”。赵恒惕便找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研究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默认。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占元早于4月25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敬陪末座，无足轻重，可是他已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所以也顾盼自雄了。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饱满，雄赳赳气昂昂，且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大为感动，因此回到汉口下车时，对列队欢迎他的大员们一叠声地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他受了这个刺激，回到湖北后，就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了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杀大抢而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尤其惊人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为之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