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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政府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颐指气使，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而吴对于曹的左右及作风则极为不满，可是吴为人重道义，他既是曹的部下，对曹始终很恭顺，只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10年冬天农历10月21日是曹锟的六旬大庆。民国初年军政首长做寿是件大事，六旬已是高寿了，这位曹三爷又是功业鼎盛之期，自然更要热闹一番。一时保定车水马龙，富贵荣华，热闹非凡。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经略使署传谕北方著名男女优伶前来保定堂会。
民国11年，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在张作霖来说，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奉张认为洛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在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箭头对着张作霖自己。
奉张越是对吴佩孚不满，但吴佩孚的发言权却越是一天比一天高。毫无问题，这位吴秀才很会抓着大问题发挥。从衡阳驻兵时起，他以一个小小师长脱颖而出，青云直上 ，得心应手，事事如意。张老帅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可是吴秀才已成局面，奉张越不满意他，他越得意。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可是也对吴佩孚的洛阳局面存有戒心。尤其是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曹锟的长处是：他自己原是一个忠厚长者，虽然无用，却能信任吴佩孚，有时候他虽然不喜欢吴，但是大前题下一切都信赖和尊重吴。直系当时能一枝独秀 ，这是很大的关键。
直奉之间局势紧张时，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奉张早已积极布置，而洛吴也认为难免一战，因此双方都各走极端。
奉张这时的用兵计划在于包围洛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进攻陕西，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了。
奉张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攻势，照理说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时奉张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往还，外间盛传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正接近事实。奉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奉张自己觉得是得道者多助，因此在吴佩孚猛轰梁士诒时，一直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不应战态度。
孙中山的北伐军迟迟不能出动，是因为受了陈炯明的阻碍，因此联合反直的行动遂不能开始。
曹锟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23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奉张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曹锟建议把北京和直隶境内的奉军调走，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区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慨然同意，并令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的事务。
曹锟兄弟为了和缓局势，突然又改变了要奉军撤走的主意，由于曹锐等深怕奉军撤退，吴佩孚势力更大，因此说服了曹锟，特派曹锐到沈阳，向奉张要求，挽留关内奉军。曹锐并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梁内阁完全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曹家兄弟无关，吴佩孚跋扈自专，很多方面并不听曹锟的命令。张作霖于是也表示奉系所恨的吴佩孚一个人，对曹亲家毫无怨恨之意。
2月1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中略云：“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哪知张老帅见到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态度。吴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因此十分静默，且曾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决不开战。
11年二三月间，北方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于是曹锐大起恐慌，正巧3月8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57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孙烈臣笑着说：“好吧！
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拼一下，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财政部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9600万元。由于直系攻击，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