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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奎叔这么说，二叔就缓缓地把目光移过来，悠长地吐口气：俺那小子，今年都二十岁了，昨天是他二十岁的生日。
老奎叔就把身子蹲下去了，叹了口气，掏出烟来吸，深一口、浅一口的。
二叔也蹲下了，用个树棍去抠地上的土，一下，一下的。
老奎叔就咒一声：狗日的台湾，咋还不解放哩。
二叔的目光又望着了头顶那方天空，他坚信那方天空下就是孤岛台湾。于是，二叔每天都无数次地朝那个方向呆望着。
二叔在乡亲们的眼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二叔的作派决定了二叔的与众不同。
风平浪静的乡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冲击。人们要寻找批斗对象、革命的对象，于是老屯的地主、富农什么的便首当其冲，定期、不定期地被胸前挂个牌子，低头站在众人面前。
乡亲们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解放前，这些地主、富农是有些家产和田地，但那也是人家祖上挣下的产业，想开了，乡亲们也没啥可嫉恨的，有的只是羡慕而已，谁让咱八辈上没这份祖业呢。如今，看着这些已被改造过的地主、富农，战战抖抖地缩在那里，大家也就喊两声口号，挥挥无力的拳头，做做样子罢了。然后，就又该干啥干啥了。
一天，公社的胡主任来到了老屯，身后还带着民兵和乡助理等人。
胡主任背着手，脸色阴沉地找到了老奎叔。
胡主任声音沉重地冲老奎说：老奎呀，你这个老党员的党性不高啊。
老奎叔迷瞪着眼睛望着胡主任。
胡主任又说：你们屯的小石头可是有大问题的人哩。
老奎叔不解，一脸疑惑地问：他有啥问题呢？
胡主任就帮老奎叔分析道：他当过国民党的团长吧？
老奎叔点点头：这俺听他说过。
胡主任又说：他娶过国民党大官的女儿做过老婆，还生过孩子吧？
老奎叔又点头，这些俺以前都听二叔亲口说过。
胡主任还说：听人家说他一直在想着台湾，念着台湾。
老奎叔说：他那是想台湾的老婆孩子呢。
胡主任拍手道：这就对了嘛，种种迹象表明他是特务，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
老奎叔立马就变声变色地说：怎么可能？不会吧！小石头回家这么多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没事就是发呆，他也没干啥呀？
胡主任已经没时间听老奎叔解释那么多了，他挥挥手，冲身后的民兵、助理喊：去搜一下，看他的电台藏到了什么地方？
胡主任带着民兵走进二叔的老屋时，人们都望见了门上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人们愣了愣，甚至停了脚步。看到这块牌子，人们就想到了父亲，此时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军长了。
很快，人们在牌子前怔了一下，就长驱直入了。
一干人齐心协力，翻箱倒柜地寻找着。
二叔不看他们，躲在院子里，望着头上的天空。
胡主任带领着众人找了一气，又找了一气。老屋从里到外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寻来找去的，也没有找出有价值的东西。最后，胡主任就停在了二叔跟前，背着手，微笑着冲二叔说：团座啊，想啥哪？
胡主任当过解放军的营长，当年和国民党的队伍厮杀过，他天生对国民党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当过国民党团长的二叔，便成了他眼里最大的敌人，是天然的敌人。不用其他的证据，就凭二叔当过国民党这一点就足够了。
微笑的胡主任立马就不笑了，他冲民兵挥了一下手，喝道：给我绑上。
马上就有两个民兵冲上来，不由分说把二叔捆上了。二叔不推不拒的，有些困惑地望着胡主任。
老奎叔眼见着眼前的局势发展成了这样，便想上来解劝。他拉着胡主任的衣角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石头可是军属哩。
胡主任马上把脸拉了下来，他推开老奎叔：你别掺和，他哥是他哥，他是他。中央领导的亲人还有叛变的呢。
胡主任挥着手，强行把二叔推搡着带走了。
二叔走得很平静，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头顶的那片天空。
老奎叔觉得事情重大，赶紧派人去城里找父亲了。
15
父亲为二叔的事情回了一次老家。
他在县上住了一个晚上。县上知道父亲是为了二叔的事情回来的，上上下下都很重视，他们亲自把公社的胡主任叫到了县上。
县上的人那晚陪父亲喝了许多酒，酒后的父亲显得很激动。胡主任从见到父亲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站在那里。胡主任也是当过兵的人，懂得下级在上级面前应该如何保持军人的站姿。父亲让他坐，他也不坐，笔直地立在那里。
喝了酒的父亲就说：俺这个弟呀，是当过国民党的兵，那会儿国共两党还合作着，他是为了吃饱饭才去当的国民党的兵。他没干过啥坏事，日本人投降后，是俺这个弟打开日本人的仓库，给咱解放军装备了一个连队，一个连呐。后来，这个连成了俺手里的尖刀连，就是因为有了好装备，俺弟按理说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国民党还没撤到台湾，俺弟就脱了军装，成了老百姓。他老婆孩子是逃到台湾了，可这账不能算在他的头上啊……
父亲刚开始还想着为二叔辩解，后来说到动情处，父亲潸然泪下。父亲一边说，一边理清了思路，那就是自己这些年对二叔关心得太少了。他在城里有吃有喝，享受着天伦之乐，却把亲弟弟扔在了老家，吃苦受罪。父亲想到这儿，不能不流泪了。
父亲的态度是明确的，二叔是个好人。由解放军的军长亲自担保一个好人，作用是明显的。
胡主任虽然还有些想不通，但在父亲面前还是承认自己抓错了二叔，并保证立即放人。
二叔是被父亲亲自送回了家里。
父亲和二叔肩并肩地坐在车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由于汽车的颠簸，两个人的肩膀不时地碰到了一起。后来，父亲试探着用手捉住了二叔的手，心里顿时阴晴雨雪的很不是个滋味。二叔的表情仍然那么淡定，目光透过车窗，望着那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天空。
父亲一直把二叔送到了老屋。
父亲随着二叔走进了老屋，炕上放着一床被子，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两天二叔不在家，屋里的炉火都灭了。清冷的老屋让父亲的心里更不好过了。
安顿好二叔，父亲临走时，找到了村支书老奎。
父亲冲老奎说：奎叔啊，小石头的日子不能这么过啊。你帮他张罗个烧火做饭的人吧，他一个人怪不容易的。
老奎就吸溜着鼻子说：大侄儿啊，俺以前也想过，可小石头他不愿哩。
父亲又说：你再试试，小石头一个人真不易啊。
老奎就“哎哎”地应了。
在父亲走后的日子里，老奎成了不折不扣的媒人，从南屯张罗到了北屯，又从西屯忙活到东屯，他给二叔张罗了一个又一个。
二叔铁了心，一个也不见，他对老奎只有一句话：俺有老婆，她是小婉。
老奎也就没辙了。
二叔一有时间就仰头望天，望那片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天空。不论阴晴雨雪，那方天空在二叔的心里永远是晴朗的。在那片晴空下，生活着他的爱人和可爱的儿子。
孤单的二叔却守在老屋里，过着清冷的日子。
16
时间转眼就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二叔在无限的仰望和等待中，老了。头发慢慢地变成了灰色，最后就是一头苍白了。
在这期盼、等待中，二叔真的就等来了希望。改革的大潮滚滚而来，很多的港商、台商辗转着回到了大陆，隔绝了三十多年后，关于台湾的消息像三月的春风，吹向大江南北。
那一阵子，是二叔最忙碌的日子，他天天忙着写信，寻找着小婉和儿子。二叔怕自己写得不清楚，还把屯里识字的人叫到了家里。一张炕桌放在炕上，写信的人盘腿坐在炕上，二叔蹲在地上，仰着头，一腔的期望都汇集到了那双浑浊的目光里。
一封封信写好了，却不知投向何方。二叔只能在信皮上写下“台湾”两个字。寄往台湾的信，像一只只鸽子从二叔的手上飞走了，剩下的只是甜蜜地等待。
在幸福的期待中，二叔一闭上眼睛就会做梦，梦里，他依稀地看到小婉牵着儿子的手，款款地向他走来，却永远也走不近他。二叔一着急就醒了，他睁开眼睛，仍没走出梦境。他苍凉着声音高喊：小婉，你们可想死俺了。
二叔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了。
二叔没有等来小婉和儿子，却等来了台办的人。
市台办来了两个人，一个戴着眼镜，另一个不戴。两个人找到二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