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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对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反击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作战指挥的经验，是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目前已经对战役指挥的基本经验形成了共识，即：胸怀战略全局，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全面分析判断敌我情况，科学预见战局发展趋势；从不同战略阶段的大局和战场实际出发，明确战役任务，确定作战方针；审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目标；多案权衡、多手准备，适时定下战役决心；坚定地实现既定决心，实施及时、不间断的指挥；全力抓住重心，牢牢把握关节；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提倡积极灵活机断行事；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周密组织战役协同，确保战役的统一行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瓦解；抓住作战间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部队休整等。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指挥者。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是人民军队指挥理论的核心，也是指导我军指挥实践的理论基础。
对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进行研究和梳理，是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对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进行了初步梳理，将其概括为：努力提高主观指导能力，能动地指挥作战；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战力求有较充分的准备，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正确确立作战方针；慎重选择作战目标、作战地区（方向）和作战时机，拣弱的打，力争地点、时机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以集中兵力为主，集中使用、分散使用和转移兵力灵活运用；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基本战法，依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歼敌手段；抓住作战的中心问题，统筹全局，把握关节；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断行事；适时组织休整，把握作战节奏，保持作战锐势；主动、灵活、坚定、隐蔽地实施指挥，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另外，还系统地梳理了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和我军作战历史经验等不同角度揭示的作战指挥规律，研究了毛泽东作战指挥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上述总结概括和研究、梳理，虽然还有欠深入、准确，但毕竟填补了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空白，为加强军队指挥建设和指导未来作战指挥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思想和理论，有选择地借鉴了其有益的成份。学习、借鉴外军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红军第一部司令部法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队各级司令部野战勤务暂行教令》，就是在原苏军司令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红军实际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些成果，促进了我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以说，军队指挥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是军事科学发展和指挥理论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军指挥理论发展的促进。80年代初，原苏军正式将指挥学列为其军事科学的二十重要组成部分，井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苏联国防部出版了由军事科学博士、教授、上将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这部著作的引进，不仅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原苏军指挥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启发我们把指挥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
器装备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坏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毁伤力已经达到可以“毁灭人类”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导弹、舰船、运输车辆、装甲战车等，虽然没有超越物理规律的绝对极限，但几乎达到由成本效益所决定的实际极限。这就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眼光由提高单个武器系统的性能转向提高作战力量的整体功能上。指挥手段革命（亦称“军事通信革命”），带来了指挥与控制、通信、情报、决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它像“粘网”一样把各种各样的作战力量（包括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