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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8年12月8日，《侯启刚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路线并战略战术问题给张光迪的意见书》中的文字。
1939年（无月日），《×××（笔者将姓名隐去）等人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批评你写的是：游击战术的“大鼓词”和游击战术的“对联”，不是什么游击战术原则，我们的干部如果虚心研究上级给我们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东北游击运动的困难，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战略与战术的原则的上面，再压上你这一套“大鼓词”和“对联”。
同年4月1日，《侯启刚关于被撤销工作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又提出“脱离原区论”，即脱离敌人已完成“集团部落”建设的地区：
敌人光靠采用游击战术或者精锐武器并不能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它之所以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主要在于缩短防地、隔绝民众（毁灭小屯散户归大屯）、武装大屯和普遍封锁游击区附近山林各种办法总和采用的结果。使我依山林则缺乏给养，进大屯则不得一住，骑兵则缺乏草料，步队则往返过劳，因而物资供给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动武装，散户多而离山太远（归屯区差不多都这样）之地带，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于敌寇“讨伐”期间亦呈绝大困难。当然有的大屯，有时还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资之补给，但当反动气势高涨，秘（密）探云集，恃以解决一时则可，恃以支持长久，则势所难能。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区域，除因了有特殊战略意义并给养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绝对保障时，都应脱离原区。
与此有关的，是“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
由理论和实际状况看来，敌人的反动办法是有规律性的。敌寇最厉害的办法，是毁灭游击区。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干过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局部的干过，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来了这么一回。“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我常提出的这种话，实是事实。这种毁灭，再加上归屯并户及照相居住证并严重军事进攻，结果反日队伍或早或晚，不是脱离原区，就是瓦解崩溃。
那怎么办呢？远征，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去开辟新区：
我认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满和三江省的环境下，远征绝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进攻”之积极对策。
侯启刚留存的论著挺多，以上只是择其要点简略叙述。比如远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给养如何解决，原区是不是放弃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纵横不断游击论”、“小兴安岭大计划”、“中日大战（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才是大事变”等等。而且，对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几乎都要评说、主张一番，少有不遭非议、批评的。特别是在前面引录的“游击战术十原则”的那篇《意见书》之后，有人说“他已经永远走进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里”，“启刚路线，是这些危险的、腐败的、犯罪的倾向，永绝于党”。
1939年4月12日，侯启刚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侯启刚有病，已知的是风湿病和三叉神经痛，有人说还有别的什么病。而老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他有时精神不大好，瞅着疯疯癫癫的，自称“东方斯大林”。还说他到10军当政治部主任时，提出取消“挑枪片子”和勤务兵制度，遭到反对，不得不离开10军。
1938年（无月日），《侯启刚关于经费、北满吉东党路线的统一及干部任免等问题的意见给金主任的信》中，说：“我病状光怪离奇，什么都说，说过都知道，工作热情较前增加十倍，身体不觉坏，每日睡两三个钟头，但精神并不坏。”
赵尚志曾想让他到6军任政治部主任，他说不行，我军事上没把握。他从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为“启刚路线”的《意见书》中，他说：“此信我自己负整个责任，最近必交北（满）省（委）和军政治部核阅，我相信最低是近于绝对正确的。”
几年来我以不应有的态度小看过谁？我逢迎过谁？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诉人也不必都告诉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过。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实现了我的政治意见就行。
我认为我正确时，我从来就未让步过一次。
我目前宁肯受省委处分而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不然，不光是对思想变节，也是对组织欺骗。
侯启刚是进关找党组织途中受到诬陷自缢而死的，时年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
后面将要写到，北满曾有几个人对所受处分不服气，有的想进关去延安找党中央，有的过界去苏联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侯启刚的结局是最悲惨的。
清高，自负，狂放，狂傲，口无遮拦，笔锋犀利，瞅着难以接近，感觉拒人千里。有老人说这人就是个书生，就是嘴损，嘴损也是因为书呆子气，其实这人挺透明、挺好相处的。
在哈东支队时，侯启刚是反对枪支无条件归公的，可到10军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个事，作去又是一个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见，其实我自己正在学习。”这是他的《意见书》中的一个自然段，无论所指为何，“东方斯大林”也是不无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军干校，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教授、学者、校长，可他没有那样的时空，侵略者也不会干瞅着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华。好在干校的办学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位实际的当家人也就功不可没。可在开批“启刚路线”后，他讲课的一些讲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议、指责、否认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战打鬼子的。
在北满那漫长的冬季，行军、打仗、露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残疾，他这个辽南的病秧子是怎么挺熬过来的？当光怪离奇的病发作时，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工作热情反倒倍增，那心头熊熊燃烧的又是什么？
有老人说，侯启刚的一些理论是有道理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挺欣赏。像“纵横不断游击论”，因敌人统治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区，错了吗？所谓统治薄弱地区，就是还未归屯的地区。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导意义的。可这个人太狂，讲话绝对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时不按组织程序来，还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线”叫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侯启刚说他在军事上没把握。自“北方会议”后，多少路线、政策上的反复、争论，政治、政策上谁有把握？其中又掺杂着多少别样的东西，蕴涵着什么样的凶险？这个爱思考问题的病人、狂人，“东方斯大林”，一介书生，却那么自信，对错误也固执己见，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腚不服”，那命运也就注定了。
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