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瞪鞘裁慈恕Ｕ陨兄救羰枪室獍选白急浮鼻獬伞暗却保遣皇翘晖飞隙谅穑靠銮遥浴巴蹩敌拧弊芴迳鲜强隙ㄑ剑�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变。赵尚志的“打”字当头，3军、3路军的远征，更是与孤注一掷风马牛不相及。
“曲解”两个字频繁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贯彻执行“1·26”指示信期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评为“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而珠汤联席会议后，则是吉东和北满互相指责对方“曲解”这个，“曲解”那个。再后来，这个是不是帽子的东西，就逐渐归结、集中到赵尚志的头上了。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他有许多笔名、化名和俄译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父亲陈嘉渭在镇子里开个小店，经营竹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六安县六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济会主席，国民党占领金家寨后，还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盐送鞋。王明是家中长子，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先后参加革命，小妹妹还参加了长征。
王明聪明，六岁读书，八岁即能写对联卖钱，补贴家用。十六岁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前面介绍了本书许多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或者投身其间，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动，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要作出的选择。王明表现积极，并在同年秋天入团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是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中国留学生精英济济，而王明半年内对俄语即能说会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语录张口即来。在二十五岁的没到过中国的副校长心目中，这个聪颖、俊秀的二十二岁中国青年，就有了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王明当上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选举的，米夫的欣赏、信任和施加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阶级祖国”、共产国际这样居高临下的背景，王明后来平步青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无论他在中共中央获取多么高的地位，在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终其一生，也只能算个缺乏实践经验的难成大器的书生型人物。
回到本书，王明对东北抗战的重要贡献，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孤家寡人路线，使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后者则向全国同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直接导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据说，毛泽东也赞扬了《八一宣言》。
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扩大会决议案中，认为“王康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这是苛求了。这样的文件即便不是没有的，也是极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连《八一宣言》也有缺点、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显地拖着个“北方会议”的尾巴。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当年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至于因为王明、康生后来变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种人，就认为他们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更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
但是，造成北满和吉东党的误会、分歧，并引发长达四年之久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内争，这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干系的。
半年多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4次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杨光华等人又是这期间从上海调来的，王明、康生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调杨光华等人去莫斯科，审查他们，应不为过。
准备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无疑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之前的南满、东满、吉东3个特委，和北满的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而成立4个小省委，显然更便于集中领导这四大游击战略区的抗战。
但是，撤销满洲省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
看看吉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到吉东，中央代表团通过这条线领导东北抗战是很便利的。但是，吉东特委也好，吉东省委也罢，都只能是转达中央代表团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满洲省委的地位。认为杨光华等人有问题，可以改组省委，杨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员，魏拯民应该是代理书记的非常合适的人选。如果认为经吉东再哈尔滨太远，浪费时间，贻误战机，满洲省委可以迁到吉东，或者干脆上队。实际上，满洲省委被撤销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陆续上队了。
问题的缘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误会和分歧。其实，各地斗争环境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有差异，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