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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海柿奖呓缫淮印Ｕ陨兄疽欢ɑ岽乩创笈淦鞯堑眯枰嗌偃丝嘎硗匝剑�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海�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
第33章 笔战
×××的“意见书”
《×××（笔者将姓名隐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注明者外，均与此同）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又称“《×××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是1938年2月9日，即赵尚志“应邀”赴苏过界一个多月后写的，全文7000余字。
开篇第一个自然段，即说明“党的意识统一与行动的一致，是战胜一切复杂困难的先决条件”。然后说明“我北满党在珠河中心县委时代，就表现地方党与队伍发生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悬案”，“这纷扰的波浪扩大到整个吉黑两省党与队伍中，这简直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罪恶行为，是反党的倾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罪恶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将这东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给你们”。
接下来回顾历史，通过事例，主要说明以下的内容：一、珠河党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二、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三、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细事件的通知书等作辞，开始进行反党行动，否认中代来信”。四、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隐纠纷”。五、“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六、“他仇视山林队”。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八、“现在我认为赵尚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塞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意见书”立即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是“意见书”的支持者。
2月20日，《兰生、×××给各军负责同志及军师党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张兰生作了近3万字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认为：
××同志的意见书是使党的策略转变，使党回到中央路线立场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重要的启蒙文件，我们在总的方面是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倾向确是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来源及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观念中是一贯有其反党倾向及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目前争取党内一致，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放弃其反党反组织小组织的行动和倾向时，党必须克服和肃清尚志同志这恶劣倾向和因素。
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