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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的指示信》中说：
当然启刚同志在观念、方法、立场、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的错误倾向，然而我们认为他的头脑中，不是没有“好的因素”。他还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求他自觉的转变，我们要帮助他的转变。启刚同志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勿管他某些时期曾有缺陷和动摇，然而总的方面说还是有光荣的战斗历史的成绩的。长期是我们的同伴！现在还是我们同伴！因此，我们要爱护他，帮助他。还须要如王康信中所说的，要爱护我们的干部！
而在此前的元宵节，冯仲云在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无论观点、方法、立场、倾向、情绪、生活等等，希望你能研究，提出意见、批评，站在爱护和帮助我个人，站在同志间的热爱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欢迎你给我来信。我非常惦记着你的病，近来病情如何？希望善为保养。
如果多一些像冯仲云这样的同志，侯启刚后来会自杀吗？而在给困境中的侯启刚送去暖暖的爱意的同时，他的坚忍的原则性和刚烈情格，也在无形中跃然纸上。
侯启刚头脑中有“好的因素”，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中，则没有不说冯仲云是好人的。他坚决抗战，忠于党，并且忠于妻子。像他这种职务的人，有的再婚了，有的留下这样那样的“浪漫”。战争和大烟泡，把皮肤、性情磨砺得粗糙、冷硬，而他对同志和亲人，依然一如既往的宽和、纯净。有人也劝他，妻子久无音信，八成是不在了，重建个家庭吧。他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儿，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
密营暴露，人员撤离，冯仲云念念不忘那些老弱病残，想方设法安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些老人则讲“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个不知父母“尚在人世否”，也不知妻子儿女在何处的人，怎样寻找那些流落民间的抗联后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前几天，他还在为一位当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写证实材料。
无论从哪方面说，冯仲云都是个好党员。而后面将陆续写到的那些被降职的、撤职的、开除党籍的人，无论自珠汤联席会议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时间无论认识到、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们都是坚决抗战的，都是打鬼子的好人。
“吾党之不幸”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给祥兄的信》中说：
北满党与吉东党过去的，直到现在的政治意见的争论，如反日抗“满”并提与不并提的问题，及归屯的策略，“满”兵的策略，及各种比较复杂问题等，曾有激烈争论。但最近在北满党省委执委扩大会上，吉东代表周保中同志，是同意了北满党的一贯意见，但吉东党是否还有意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们还疑心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存在，如刘曙华同志等，在××同志关于吉东党内可疑事件时（有文件——关于吉东党内部可疑的三个事件），北满党就很多意见，及参看救国时报，内载的史平论奸细问题，我们更认为我们这种怀疑，不是神经过敏，乃是革命者应有的警惕精神。根据目前北满党与吉东党关系，一天比一天接近，你们应当详细的考察以后，给我们答复，以免我们彼此工作中不断发生隔阂，而且是不得不隔阂，我们最近除了加紧党的警惕外，已经开始封锁对于吉东党之间的重要消息，特别是北满重要计划，注意，请详细检查一切送去的材料。
北满与吉东间的分歧、争论，始终免不了误会。
前面说过，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军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对金沟木业的捐税征收，吉东有的部队不论日伪，还是民族企业，基本是同样对待。赵尚志认为收了日伪的捐税，就允许它采金伐木，这是让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满也曾认为“这是作了‘满洲国’走狗军队的任务，帮助敌人资本的发展”。
被有的作品称做的“吉东方式”，以及可以同样类推的“北满方式”、“南满方式”等等，就跟持家过日子差不多，各有优长。在抗日救国毫无二致这个大前提下，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邀请周保中参加，就是一次尝试。可在撤销满洲省委引发的组织混乱和误会的大背景下，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甚至不可能解决了。
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北满和吉东间的乱子不大。原来的分歧还是悬案，又出来个后面将会详细叙述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北满开始封锁与吉东间的重要消息，新的误会、危机又来了。
1938年5月14日，×××给周保中、宋一夫等连发两信。《×××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你们也应当坚决负起不断在信件上，言论上，来努力推动和帮助北省进行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实际行动上援助北省走向转变”。《×××关于纠正北满省委“左”倾关门主义问题给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谈到撤销赵尚志、李熙山、黄成植几个人的工作问题，其中撤销李熙山9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请你们站在兄弟党统一的精神，及联军系统上，必须负责帮助解决”。
6月27日，《周保中关于干部等问题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在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抗日联军——第三军，在北满松花江岸起骨干作用，这不用赘说。可是由于个别同志带倾向性，而影响到三军更大发展，特别是在军队基础巩固方面突露许多缺陷，到目前极紧的斗争阶段，内部许多困难问题，表现出更加繁难。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同志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志首先有责任。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谈”，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尚志同志之去找中央关系，是否经过北满党组织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久去不归，显系在紧急关头，事情弄到坏的地步以后，逃避实际困难，我们提议纠正倾向，撤销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依照尚志同志去中央的线索关系，要求帮助他改正错误，特别要求他回到战线上来继续斗争。戴鸿宾以下各同志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赵尚志过界去苏联二十多天后，周保中也过界了，在苏联境内比肯的一个接待站待了一个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动身回国的前四天，《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北满党组织不良倾向所含有危险性，若不适时适当的解决，有可能堕入到反革命日贼奸细托陈匪类中去，这是由于北满党的历史的组织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所看到的。改造北满党必须把盘踞在三军中的倾向分子调开，赵尚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