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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不是搭个马架子弄个窝棚，而是要弄出一座类似于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并在里面填满各种建筑。而在北满，10月就落雪了。
秋冬季归屯的，绝少不冻死人的。
且看伪治安部思想战略研究部治安问题研究组1937年7月编的《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是怎么说的：
屋顶大都是用树皮和稻草盖成，墙上到处是窟窿，根本不能挡风御寒。他们没有衣服，只能烧火围坐熏烤。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没有发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
从屋子里可以清楚看见天上飘着的白云，在目前严寒的季节里，可以想得出他们的痛苦。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叙述，则通常是“人”字形的两脚落地的窝棚、马架子。炕是有的，因为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就会用火了。那炕呀墙的没干就上冻了，或是用开水和泥糊上去就冻住了。灶坑里点着火了，冷气套热气，被窝里湿漉漉的，被面上一层白霜，或是结了一层硬壳。腰腿痛什么的不用说了，有的第二天就起不来炕了，或是硬邦邦地抬出去了。
有的熬不下去了，管它天南地北的，投亲靠友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场暴风雪，大烟泡中，没成死倒，就算万幸了。
《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说：
根据康德三年十二月的调查：通化街传染病患者数为1132，其中死亡者153；金川县为1505，其中死亡者137；柳河县为4385，其中死亡者315。蔓延地区，不止于以上各县，已波及到东边道其他各县。
关于各处发生相当多的传染病患者的事实，以前曾报告过。这种情况不仅是气候反常或缺乏卫生思想所致，根本原因是：匪贼的骚扰，兵警的镇压，房屋的烧毁等精神上的打击，以及无御寒之衣、食则草根树皮等的肉体上的折磨，两者交织，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传染病。
“满洲馒头”
老黑沟“杀大沟”，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全靠在地垄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因为“洗大沟”而未种上地，怎么活？
而日本人认为最好的归屯时间，在每年的9月中旬，此时正是南满开镰和未开镰之际，北满则已经开镰了。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绣女也下床”，可“洗大沟”把房子都烧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庄稼，还顾得上吗？
还是看看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怎么说的。
通化县——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大体上到明春将有过半数的居民完全缺粮。今春就有人因缺乏包米而碾包米核做粥吃，把这个也吃完了就只好吃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更令人吃惊者，就是在很少有厌世自杀的中国人中间，现在却因为生活贫困，每天都有缢死者。这说明他们已处在极度穷困和悲惨的状况之下。
在收获期间，人民被抢抓去修建集团部落或警备道路，以致到现在农作物还丢在山里，压在冰雪下。
过去散居山里的居民，已经被集中到集团部落里。但是他们所耕种的庄稼多未收割扔在山里。他们本想去收割，但因正赶上讨伐时期，没有居民证和进入无人区证明，是办不到的。
在这次工作的地区约有十二个部落，三千户居民，二万余人。现有的缺粮户三百八十户，二千二百余人。其他的人，虽能维持到五月前后，但是到五六月，正是播种期，仅能以树皮度过一时，却不能去种地，明年的食粮无法解决。
康德三年末，通化县已有一万三千余名饥民，到了春耕期全部居民也将陷入这种境地。
辑安县——
居民生活极度疲敝，县城以外的地方，二分之一的居民，据称旧历正月即将没有吃的，现在有一半居民，每天的食物无法解决，睡觉也没有被褥。在小学校才有一盏洋油灯，其他都点松明子。因为赶建集团部落，正在流行着传染病。江岸地方之所以穷困，原因是在深山里不能耕种，有许多居民吃着江岸一小块地上的粮食；另一个原因是实施了防谷法，从山里不能运出粮食，因而安东方面也不向山里运物资。三道沟在事变时曾有八万到十二万石粮谷的交易，但在去年的交易仅不过四千石。
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