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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来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条闵家街。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辈子庄稼人，说他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当时小市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学校，他考试没有第二的时候，从来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时，“九一八”事变了，世道乱了，学校黄了，就回家种地了。
那天唠到这里时，一位人称“二黄毛”的岳父儿时的玩伴来了，插话道：长义（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赶上“满洲国”，你可不是现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亲，即我的岳祖父，民间叫爷丈人，人称“闵大扁担”。春天种完地了，上山挖药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庄稼上场了，挑着一副装满瓦盆的挑筐，喊着“瓦盆换猪毛换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抚顺等地一路吆喝，扁担每天颤悠百八十里。瓦罐换光了，用钱收购。那兽是几月份打的，住在阳坡，还是阴坡，从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是换（收）猪毛。上冻了，庄稼院陆续杀年猪，猪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热水把猪毛洗了，把根部带出的那点白肉和毛上的虮子撸掉，猪毛、猪鬃分开，根对根，梢对梢，擀面杖粗细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干。第二天早晨起来，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觉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卖了，再到周边各县吆喝转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时卖出最后一批货，在奉天城顺便买些小百货，到家差不多都卖完了。
一个秋天尾巴，加上多半个冬天，能挣300多元，顶个好长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兼自由职业者“闵大扁担”歇业了。那世道谁还敢挣这钱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爱土地，而是土地不钟情于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几亩地，光凭土里刨食养得活吗？待到归屯后，山边沟里的地不让种了，就剩几亩地了。
岳父给小市日本守备队大院打过井，给“矿山鬼”这山那沟地刨坑挖沟。岳父实在，不会藏奸耍滑，那话说得跟我爹一样：“干活挣钱，就得对得起那钱。”一次累了站那歇会儿，让个“矿山鬼”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铁锹就举起来了。1。80米以上的个头，年轻力壮，那一锹抡下去，两条命也没了。一个年纪大的“矿山鬼”把岳父拦腰抱住，大声呵斥那个“矿山鬼”，说你看他身上这些汗水，还有那把锹。同时发的铁锹，岳父那把磨损得最厉害。那个“矿山鬼”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当天还给岳父加钱了。
挣到钱吃饱饭，没活干就没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满富锦县卧虎力小河沿一个叔伯姐姐家了。
都说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出几垧地，叔伯姐姐说这年头谁还有这心思呀，“扛年头”（当长工、扛大活）挣俩现钱吧。
岳父说，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日头还没露脸就下地了。咱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块，一块地转个“迷溜”（圈子）就铲完了。那地场那垄长呀，短的也有2里。几十号人排开，打头的站当间，大人“拿”（铲）4条垄，“半拉子”拿两条。干这活俺服过谁呀？可头几天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只能抢到前20来名。那打头的铲到地头，坐那儿一袋烟抽完了，有的才铲了一半。日头一竿子多高时，胶皮轱辘大马车送饭来了。白花花、暄腾腾的大馒头，用茓子茓了好几圈，像座银山。菜是豆腐炖海带，每人都能捞着几块肉，还有咸鸭蛋，管够。送晌午饭时，管账的也来了，拿着钱匣子。干活的都是“跑腿子”，初来乍到没干过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给发半天工钱。一天一结账，晚饭后发钱。新来的几个人，俺挣得最多，1元2角。那时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钱，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干了几天后，就在东家和打头的都觉得岳父是个打头的料，岳父到处托人捎信让一家人都过来时，形势变了。用岳父的话讲，是“起便衣队了”。
岳父和当地人管包括抗联在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叫“便衣队”，说有的便衣队不祸害老百姓，有的就像胡子，就是胡子。今天便衣队走了，明天鬼子、伪军、警察来了，后来还有被当地人称做“蒙古马队”的兴安军。岳父说警察队进屋就让烙饼炖小鸡，“蒙古马队”最能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