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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行为，引发多米诺效应。10月1日，调集数千日伪军“讨伐”牡丹江沿岸，捣毁5军、8军、9军后方基地，进攻赫团，并先后出动16架飞机轰炸、扫射。8军撤到方正县五影山2师密营，被围半个月后断粮，加上官兵尚穿单衣，饥寒交迫，赫团动摇。日寇趁热打铁，派出依兰、佳木斯商会和地方豪绅与赫奎武联系，许诺只要回去，不但不计前仇，还要提升他为少将旅长。10月30日，赫奎武带亲信20余人下山了。
一进一出，这场闹剧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个什么东西且不说了，对8军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
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保证使之实现。”
白土要驼腰子金矿局长与谢文东联系，约定在半截河子会面。结果东宫、白土等人的热脸，连谢文东的凉屁股也没贴上。
土龙山暴动后，谢氏家族几十口子，除上队抗战的外，纷纷东逃西散。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女儿、孙子，逃到勃利县利民屯，改名换姓隐居，被人告密被捕。谢文东闻讯，失声痛哭，部下亦为之垂泪。后来二儿子在三道通养病时，又被日军抓去杀害。
程斌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谢文东是包括老母亲的三代人被抓为人质，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说“谢文东坚决不投降”，那是确有依据的。
人质牌不好使，鬼子干脆把人放了，以期软化谢文东。同时把诱降重点转向8军的收编队，并连连得手。就在这时，赫团哗变又叛变的闹剧开场了。
打死饭冢大佐，鬼子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杀戮百姓1100多人。对谢文东先是首恶必办，一味往死里逼，继而又极力诱降，把饭弄夹生了。赫奎武率团哗变，杀死的虽然不是大佐级鬼子，却使几个鬼子成了死鬼。可这次鬼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矫枉过正了。不过他们也确实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时迂回，越远，越是捷径。
作为谢文东的亲信，1师师长秦秀权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后，3师师长王自孚、4师师长尤连生、5师师长董宪章、6师师长赵庆珍，以及许多团长，陆续投降、叛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