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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联每消灭一个鬼子，就少一个魔鬼进关，对苏联的意义也是一样。——虽然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而是将其精锐南下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变56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声明不干涉满洲问题。
12月31日，李维诺夫向为就任外相正在归国途中的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10月14日，苏联允许日军在中东路苏联管辖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海А⒎胫胃招葱牛扒蟀镏Ｕ等疤乇鸫筇址ァ保腥说酱ケ啤⒐橥停�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苏联协助，在其境内召开一次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席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1940年1月24日开始，以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会”形式进行。根据苏方意见，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阶段历时12天，通过3个重要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研究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及军队之间的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依然是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苏方是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一、在不干涉中共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和远东军对东北抗联的临时指导与援助关系；二、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三、抗联部队在对日作战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第二阶段会议的结果，堪称意外收获。而这一切皆在于苏联政策的转变。
苏联跟日本在诺门罕大打出手，已经撕破脸皮了。
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中说：
在今年十二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在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要达到此地，同时将你们所选择的干部（指到苏联参加军政训练的人员——笔者）一块带来，现军事指挥和政治委员无有机会来时，那末则派其代理人来参加此会。
第二次伯力会议，一是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二是会前与苏方发生争论。
关于这次会议，苏联方面大体有四点想法：一是东北抗联按目前的游击方式难以持续下去，承受不起这种惨重损失；二是日寇对抗联和人民群众的封锁隔离政策，使抗联缺乏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抗联屡受挫折的原因，目前还看不出有何转机；三是由一名苏联人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北满、吉东、南满的中共党领导机构，应从抗日武装队伍中分离出来；四是抗联部队应以小型、分散的游击战进行斗争，以广泛收集敌军情报为主，为最终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做长期准备。
分歧就出在第三点上。
参加会议的共11人，南满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东为周保中、柴世荣、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满是金策、张寿海А⒎胫僭啤Ｋ樟矫婵赡芄兰频交嵊胁煌饧崆胺直鹩胝庑┤私惶浮摹枞恕ぁ琛な椤ぁ琛の荨＞菟担嗍嗣挥兄苯颖硖Ｊ鹿刂卮螅忧跋呋乩吹娜耍皇币舱婺训朗欠瘢艺馐恰敖准蹲婀钡囊饧健�
以周保中为首的，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认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则，东北抗联只能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联军。由苏联同志担任抗联总司令，将会是苏联干涉中国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