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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1934年春，邓铁梅患病，不能随队活动。当时，东北各地义勇军将领大都脱离战场，去往关内了，队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劝邓铁梅去关内治病。《塘沽协定》已经签订，邓铁梅的部队只剩下千把人，大气候，小环境，义勇军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邓铁梅留在这里，这方天地的反日旗帜就能撑下去。部下扯来敌人悬赏10万元取他项上人头的布告，他看罢，哈哈一笑。
邓铁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5月30日，邓铁梅在岫岩县小蔡家沟养病时，被叛徒出卖了。
1932年，日军曾以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和20万元编遣费招抚邓铁梅及其部队，先让汉奸送信，不久又派来日军军官劝降。为了彻底断绝某些动摇分子的投降念头，邓铁梅下令，将6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
日本人明白，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动硬的是没用的，就以礼相待，饮食很好，还让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军官也常来狱中与之交谈，对他的气节表示敬佩。一次，一个军官拿把折扇，请他题字。邓铁梅略加思忖，提笔挥就：“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三岁。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5日沿锦（州）山（海关）公路西犯。锦西县长张国栋召集官员开会，要大家立即赶制日本国旗，一会儿随他去城门欢迎“大日本皇军”。公安局长苑风台竭力反对，无济于事，一跺脚，带上几个部下跑了。
跑去县城西边的龙王庙，去找他多少年的冤家对头、当地最有名的胡子头“亮山”。
身为公安局长，苑风台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剿匪打胡子。他知道一些胡子的去处，晓得其中一些人的脾性，明白眼下打鬼子、保国家还得靠这些中国人。
而用报号“亮山”的胡子头刘存启的话讲：虽说俺们和官衙势不两立，也跟这位局长大人打红过眼睛，可咱们到底都是一个祖宗，不能让日本子欺负咱中国！
当即联络“德全”、“震东洋”等绿林好汉，当晚大败古贺联队，击毙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近百人。
邓铁梅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时，把胡子剿得七零八落，无处藏身，都往境外跑。胡子中流传一句话：“谁若口不对心，出门让他碰上邓铁梅。”而当邓铁梅树起抗日大旗后，他的队伍中就有当年被他剿过的胡子。
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中，或多或少，都有收编的胡子，有的就是以胡子为主改编的。像辽宁的“老梯子”（高鹏振）、“老北风”（张海天）、“项忠义”（项青山），吉林、黑龙江的“宫傻子”（宫长海）、“双山”（姚秉乾）、“海青”（李忠义）、“天照应”（张希武）等，还成为义勇军的旅长、师长，或某某路军司令。
“老梯子”举旗抗战第一仗，就几乎全歼不破直治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连）日军，还生擒7人。
“老北风”的第一仗，是活捉了台安县大汉奸凌印青和他的13名日军顾问。
他们在黑土地上呼哨而来，呼哨而去，不大讲战略战术，却是枪准马快（大都为骑兵马队），熟悉地形，善于奔袭、偷袭，连奉天城也敢于攻击。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装成伪军混进城去，大白天把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搅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进东塔机场，点燃汽油，十多架飞机在冲天大火中烧成铁骷髅。
东北素以多匪著称，张作霖、马占山都是绿林出身。“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又多打抗日旗号，难免鱼目混珠。但是，作为义勇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许多队伍是坚决抗战的，许多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像堪称“胡子专业户”的“老北风”，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台安县的“荣山”崔德志，被俘后拒不投降，日寇把他关在笼子里游街，押送刑场，一路大骂鬼子。曾任吉林救国军旅长的“老双胜”祁永全，弹尽粮绝，敌人上山喊话，封官许愿，他宁肯冻饿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扬威，能耐大得好像这个世界都盛装不下的、也最该与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一夜之间或者没了影儿，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样地陪着新主子登场了。而这些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灭的，在黑土地上被称为“胡子”的土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向着侵略者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发出愤怒的最后的吼声。
1931年11月、12月，马占山将军率部进行江桥抗战，民族英雄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收复凤城县城凤凰城，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随之，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宁的唐聚五、耿继周、郑桂林，黑龙江的苏炳文等部，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次，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袭击。
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都是日军官兵——而这时尚属义勇军抗战方兴未艾之际，大数还在后头呢。
据当时的巴黎《救国时报》披露，在日伪当局的报告中显然是被大大压缩了的日伪军战亡人数，实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曾达40万以上，半年后主要部分就被消灭了，再半年后除本书后面将会写到的王凤阁等几支零星武装外，就不存在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200多架（或300架）飞机，完好无损地送给了敌人。江桥抗战中攻击马占山的部队，以及后来轰炸锦州、热河的飞机，有些就是原东北军的飞机。有老人说，那飞机上的太阳旗，有的红油漆抹得挺薄，低飞时还能看得出底下那蓝色的青天白日。还有仅奉天一地的10余万支步枪，近3000挺轻重机枪，近千门火炮，26辆坦克，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号称“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当然还包括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的大量财富，价值达17亿以上。当义勇军为补给愁苦，因缴获一支“快枪”、一挺歪把子而欢欣鼓舞时，又如何当得了不抵抗政策“无私”资敌的财富、武器，更不用说敌人原本就十分强大了。
江桥抗战期间，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马占山时，有如下问答：
——武器子弹何来？
——有库存。
——库存用完呢？
——民间有枪弹。
——民间枪弹用完呢？
——只有一腔热血！
敌人太强大了，义勇军又不懂游击战，袭用正规军的运动战、阵地战，一经敌人迂回抄袭，就陷于包围。没有统一指挥，各打各的，难得齐心协力，一些将领互不服气，互相掣肘，甚至火并，自相残杀。没有正常、可靠的后勤保障，而任何一支缺乏补给的队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战斗下去的。补给困难，纪律也就不好，特别是一些胡子改编的队伍劣性不改，一边抗日，一边发财，那结局也就注定了。
事变当时，日军只有个多门师团，到1933年已经增至5个。开头敌人只能占据城市和铁路线，特别是江桥抗战，更使其穷于应付，各地义勇军即迅速兴起。待到日军兵力增多，腾出手来，义勇军就难以支撑了。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不抵抗政策。
陈广忠老人说，日本子进攻北大营，有人还击，有枪的就跟着打上了。俺们小兵知道个什么呀？那也明白日本子不是打演习，那就得跟他干哪？天亮了，咱们的飞机呢？怎还不起飞揍小鬼子呀？撤出北大营时，有一些弟兄还傻乎乎地问长官，咱们啥时反攻呀？俺嘴巴子挨了一枪，一个多月不能说话，还能听、能想呀！
事变10天后，熙洽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宣布吉林“独立”，并通知全省听从他的命令，一切收入要上缴伪省国库。结果吉林43县中，服从熙洽的有10县，服从李杜的也是10县，23县保持中立。所谓中立，就是等待、观望，看看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态度、动作，再决定是继续打着青天白日旗，还是扯起膏药旗。
马占山为什么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们关内不出兵，不帮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