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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贼汉奸尚且如此，那抗日军还用说吗？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就太棘手了。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这些抗日军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在是太复杂、太微妙、太令人难以捉摸了，简直堪称世上最难驾驭的群体。比之其他军，3军联合对象中的山林队成分比较复杂，这种队伍的抢劫、发财意识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头目。如果再碰上几个特别“操蛋”的角色，就更有扯不完的是非了。
哈东支队成立后，黄炮表面积极、恭顺，背地里却在2总队内拜把子，80多人大结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张及团特派员关于珠河游击队改编情况的报告》中说：“给赵××同志一个任务——经常召集各队长谈话，一方面接近影响和批评他们，另方面减少坏头子中间联欢谈话的时间，以减他们结盟的机会。”赵尚志再能言善辩，精力充沛，也只有一张嘴，一个人，况且作为支队司令，他能只埋头于这样“一个任务”吗？
“对于九江最主要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是县委开出的药方。结果不但是不折不扣的“上层勾结”，而且用了应该是赵尚志最不情愿的、此后再也没用的方式，与于海云结拜为兄弟，将“九江队”等部改编为7师。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个强大的3军摆在那儿。不然，结拜不结拜都无所谓，想改编，把你的3军编入俺的“九江队”吧。
“压东洋”这名字好听，拿手的却是欺压百姓。它不准3团进入它的地盘，却去3团活动的地区抢劫、绑票。当地的青年义勇军就去它的地盘抓走狗，它就扬言要缴3军执法处的械。赵尚志下令将其缴械。正是“大讨伐”期间，再加上敌人大肆宣传“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许多义勇军脱离3军，或者躲得远远的，有的干脆投降了。
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内因。有些队伍迟早是要走上这条道的。每次冲突，论理都在3军，赵尚志也真是忍无可忍。有时你越忍，有人越登鼻子上脸。南满、吉东这种事情也不少，也缴械，特别坏的头头杀掉。但是，大敌当前，冲冠一怒，弄得“四面是敌人”，对谁有利？
当年有“南杨北赵”的说法，意为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毫无疑义，他们是东北抗战的两面极具代表性的旗帜。可这事儿如果换成杨靖宇，或者李延禄、周保中，是不是会用一种比较稳妥、灵活的方式，使这些动摇的不可靠的队伍，能在更长的时间里枪口对外？
还是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英雄不是神仙。
赵尚志率西征主力威胁敌后，在三九隆冬中奋勇突击，连打胜仗。其余各部则遥相呼应，四处出击。在方正、依兰、林口一带活动的1师一部，缴大排，攻部落，并与5军、8军、9军联合作战，攻袭依兰县城。4师东进宝清，远征虎林、抚远，游击勃利、密山，所向披靡，在东大荒大展拳脚。5师一举攻克佛山（今嘉荫）县城，活捉伪县长，参事官吉村逃往黑河途中冻死，歼灭日军10余人，解除日伪国境监视队武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一批秘密文件和军用地图，还有两部无线电台。在巴彦、木兰一带活动的6师54团，小群多路，不断袭扰敌人。9师一部在庆城、铁力、绥棱一带游击，重点袭毁日本人经营的木业，同时拔据点，伏击进山“讨伐”的敌人。
大游击，中游击，小游击，主动地“游”，主动地“击”。3军游击之处，“满洲国”就冒烟起火。
在1936年跨年度的冬季“讨伐”中，3军未失旧区，又辟新区，迫使敌人改变“讨伐”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等五县的计划。而无论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3军的这种大游击战略都牵制、调动了敌人兵力，减轻了其他抗日部队的压力。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抗联不再孤军奋战了，斗争更显活跃。而日寇加大了“治标”、“治本”的规模和力度，手段也更毒辣了，因为它的战略利益使它必须尽快地安定后方。抗联在1937年11月发展到高潮后，1938年即进入最困难时期。但是，东北抗日运动的不平衡，造成的日伪统治的强弱差异，在许多偏远地区仍将继续存在，“集团部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各军部队倘能统一行动，密切协同、配合，那结果肯定与已经成为历史的情景不一样。赵尚志也曾为此不遗余力。可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到“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能在较长时间内与3军有较多配合的，只有一个6军。
而无论如何，赵尚志的“大游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那个头、身材，没人会把“健壮”二字与他联系起来。可他强悍，3军强大。突击！突击！再突击！从3个团到10个师，3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突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周保中说：“庞大和发展的第3军，富有活动力，富有突击精神。”
李延禄说赵尚志：“他确是一头雄狮似的人物。”
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松花江西岸的匪团，是品质最恶、最顽强、行动最活跃的匪团。其代表者是以赵尚志为首所率领的共匪。”
第15章 赵一曼
“瘦李”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国人对她的熟知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本书所有的英雄人物。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李洁，农历一九零五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为父母八个子女中的小女儿。这是个年收租70担的地主家庭，不然怕是难有机会读书，也就难得成为一位走南闯北的革命女性。
比赵尚志大三岁的赵一曼，1926年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接下来就跟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那个时代的先驱者的履历都差不多，在席卷各地的“五卅”运动中初露头角，加入共产党，被开除学籍。同年10月，党组织送她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第二年9月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与原黄埔军校学生、东方大学同学陈达邦结婚。
1928年冬，赵一曼回国，被派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不久，秘密机关被破坏，她拖着临盆的身子躲避搜捕，在小巷人家里生了孩子。几天后抱着孩子去上海找到党组织，在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江西。一天深夜，接头的人不来，她觉出不对，听到外边脚步声和拉枪栓声，立即毁掉文件，抱上孩子，从房东的厨房翻出窗外，回到上海。
打从记事时起，笔者看到的有关地下党的电影，经常在霓虹灯下出入饭店、舞厅，在翩翩起舞中接头、传递情报。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赵一曼的许多重要事迹，只能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但有一条是清晰的，就是没有当年银幕上的那种模式化的东西。
就说这次从江西回上海吧（下述文字并无资料可查，可能是赵一曼跟某一位幸存者讲了几句吧），就让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情景。这是一只载着江西山货和茶叶去上海的船，一个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的抱着个两岁左右男孩的少妇，说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亲，路上被土匪抢了，丈夫又被拉兵，万望老板开恩，让她和孩子搭个船。老板怀疑她是红军探子，又觉谈吐、气质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时间，反正这船费老板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板派个小伙计跟着她，去亲戚家拿钱。她是真想给钱，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带去党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状”的，就弄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当街卖起孩子来，很快围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来了，把她赶走了。小伙计仍是跟着她，拿不到钱，回去无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条街上继续“告地状”，如是反复，终于使小伙计认定她是走投无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到东北。
陆续派到东北的共产党人，幸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这是一次次前仆后继的悲壮的英雄之旅，而这里记叙的仍然只能是履历书中简历般的文字。
赵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厂做秘密工作。1934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赵一曼调到哈尔滨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曾参加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她曾两次去海伦巡视，并与当地党的武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因为有了一位前面写过一笔的幸存且高寿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间能够写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