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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消息闭塞。1931年冬，他去县城为东家办事，住在义发园大车店。车老板子走州过县，属社会底层见多识广的一群，那烙屁股的南北大炕就是民间新闻发布中心，就听说日本子占了奉天城，正往北边来，就快到这地界了。
那时，这个扛大活的壮小伙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他最想搞懂也最搞不懂的，是少帅养那么多兵，怎么不打就跑了呢？日本子的飞机、大炮再厉害，不也是人操弄的吗？就算它长着三头六臂，咱中国人这么多，抱成团，怕谁？
回去跟几个扛活的穷哥们一合计，都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让日本子骑到脖颈子上就更没活路了，大哥你说怎么干吧。李荆璞不光枪法了得，人也精明，豪爽仗义，在乡间颇孚众望。找几块木板，先用锯拉，再拿刀削，做成几支“匣子枪”，用锅底灰染黑了。半夜三更翻墙进了大粮户魏奸头家，几支“枪”顶住魏奸头和炮手，缴了几支枪，拉起一支12个人的队伍，报号“平南洋”。
那时的庄稼人，通常知道“东三省”、“关里”、“关外”，知道自己住的那个屯子属于哪个县。有的连这些地理概念也是一知半解，称日本侵略者为“东洋鬼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后来的事。如今管外国人叫“老外”，那时不是中国人就是洋人，日本子是从南边来的，就叫个“平南洋”。宁安还有个叫“平西洋”的山林队，跟“压东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个意思。
救国军兴起后，“平南洋队”加入救国军。王德林退东宁准备过界，李荆璞没走，把队伍拉出救国军，自己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平南洋队”：
这个队伍是按旧有的“胡子”队编制的，有掌柜的和四大柱，枪是个人私有，过年过节“挑片子”分赃，掌柜的二个，四大柱一个半，弟兄们一个片子，此外掌柜的有“红钱”（提成）。队内大部分是新破产的农民和学生，有烟瘾的很少，有些小队内只有二三个。各队队长由士兵推举，但多半是以前的惯匪，因为他们山道熟，对游击战争有经验。他们虽是“绑票”，但对劳苦群众相当同情的，所绑的多半是地主豪绅、走狗，对农民很少有害，整个队伍不受国民党的影响。
这样的一支队伍，即便是“北方会议”路线时期，也不能不受到共产党的青睐。宁安县委先后派于洪仁、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人，到队中做政治工作，将其打造成宁安一带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装，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5军成立后编为1师，成为东北抗联主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李荆璞。
1935年3月16日，师长兼1团团长李荆璞，率1团在宁安东南山石门子设伏，击毙日军20多人，缴获2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27日，又在二道河子袭击日本守备队，打死9人，俘虏7人。
莲花泡战斗，是1师，也是5军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1936年2月，1师所属3个团在宁安东京城西的莲花泡一带休整。部队刚从敦化、额穆归来，正赶上春节，官兵大多是这一带人，老百姓杀猪宰羊欢迎子弟兵。有情报说东京城敌人要出动“讨伐”，师领导觉得不大可能，只是让各团向东京城方向派出警戒。
27日夜，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1个营，另有马莲河1个伪骑兵团，分头向莲花泡进袭。28日拂晓，战斗首先在莲花泡东石港子屯3团驻地打响，很快师部和1团驻地也被围攻，师长命令3团、1团就地抵抗，2团从右侧发起反击。
冰天雪地中一场激战，实为抗联应该极力避免的战斗。敌人吃够了被游击的苦头，总是挨打，却抓不住对手的影儿，最喜欢拉开架势这样打了。轻重机枪子弹扫得积雪飞扬，像平地卷起大烟泡，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发射着，屯子里的茅草房被打着了，火舌舔着房顶上的白雪和门上的春联。战至下午两点来钟，2团反击屡屡受挫，1团、3团被敌大半面包围。炮弹倾泻在阵地上，这回烟雾特别大，官兵突然感到头昏脑胀，敌人发射的是毒气弹。李荆璞命令2团两个连掩护，其余部队立即分路撤退。
担任掩护的2团4连马连长和19个战士，被毒气熏得迷迷糊糊后，潜伏在一片榛柴棵子里。清醒过来时，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队打扫战场的鬼子，正朝他们走来。马连长的匣子枪响了，随即战士们的枪也响了。
莲花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尤其使鬼子恼怒的是，本来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又被打死包括森田中佐在内的10多个鬼子。当地反日会后来收敛烈士遗体时，近80人只寻到42具比较完整的，其余都被敌人肢解了、毁坏了。
“妇女团”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1920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胡家堡子，七岁时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林口县后刁翎镇（今属黑龙江省）。镇子中间有个小山样的大土包，顶上是个警察局，周围一圈人家。
八岁放猪，十二岁放马，是匹瞎马。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把妹妹送人当了童养媳，瞎马是婆家给的彩礼。打那以后，只要有人提亲，看着父亲好像中意了，她就收拾个小包袱要走。父亲问她去哪儿，她就说找云龙去。云龙是有名的杀富济贫的女胡子头，镇里商铺和货郎担子卖的扇子上，有云龙的画像，白马红衣，手执双枪，英姿飒爽，是她的偶像。
五岁那年，母亲给她裹脚。用热水烫了洗了，把二脚趾向脚底掰去，要尽力靠近大脚趾，三脚趾也一样，以此类推，然后紧紧攥住，再用裹脚布一层层死死缠住。这样持续三年光景，一双脚就整个变形了，脚底凹陷，脚背隆起，成了小尖尖脚。开头双脚不敢沾地，要扶着炕沿才能站起来，走路得拄根棍子。至于发炎、溃烂了，就更苦不堪言了。
十指连心，脚趾也一样。母亲裹，她就解，系上死疙瘩解不开，就用剪子剪，再裹就挣扎、反抗，杀猪般号叫。父亲心疼女儿，站出来干预，母亲气得哼儿哈儿的，说你要害她一辈子呀？人没见面，脚进屋了，怎么嫁人呀？
这样对峙了几天，母亲不理她了，有时一天也没句话。她以为没事了，谁知母亲竟喝了卤水。父亲和邻居们乱成一团，忙不迭地用热水把狗屎搅稀了，给母亲硬灌下去，那一顿吐呀，好歹算把人救过来了。
七十七年后，在重庆市老人家里，老人说脚的解放，对我人生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朝鲜族妇女不裹脚，那时的汉族女兵都是大脚，或是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三寸金莲，你就是有天大本事，万丈雄心，也只能在家囚着。参加抗联后宣传群众，就说妇女解放，从脚开始。
又道：俺娘性子烈，俺像俺娘。
母亲漂亮，两个女儿都是天生的美人坯子，求婚的不断。那时那人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兵荒马乱年头，就更急着给女儿找个人家，寻个着落。胡真一就觉着这辈子真得走云龙那条道了，没想到来了“胡子”“共产党”。
1936年秋，庄稼快上场了，5军打下前刁翎。前后刁翎相距5公里，消息一阵风就过来了。这是个什么绺子呀？人家不是绺子，叫“共产党”，听说是从关里来的。不是绺子，那他干什么呀？有人说打日本子，还“共产共妻”。“共产共妻”是怎么回事儿呀？那时都叫“老婆”、“媳妇”、“孩他妈”、“屋里的”，庄稼人哪有叫“妻子”的呀？有人就讲“共产”是把有钱大户的东西分给穷人，“共妻”是你的老婆也是俺的老婆，俺的老婆也是你的老婆，什么也没有自己个的，都是大家伙儿的。“俺的妈呀！”人们大惊失色，这不是比胡子还胡子吗？
胡真一老人说，有姑娘、媳妇的人家炸窝了，穷人不怕“共产”，怕“共妻”呀。俺赶紧收拾包袱，俺爹还用锅灰在俺脸上抹两把，刚出门就听见街上“呜哩哇啦”吹喇叭，还是喜庆调。一看，是前刁翎来送亲的队伍，其中还有两个小学教员郭铁坚和李淑贞，是两口子，后来都参加抗联了。那时人们都信服教书先生的话，两个人又能讲，更重要的是事实明摆在那儿。共产党要是“共产共妻”，还能有这送亲的队伍吗？人们心里踏实了，可送亲的娘家人不高兴了，说商量好的事，怎么不出来迎亲呀？欺负娘家穷，没势力呀？
几天后，5军来了。贴标语，开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抗联是什么样的队伍，号召人们为抗日救国出力。让人们感到稀奇又好笑的是官兵“大叔”、“大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