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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把兄弟王甲长和蔡玉斌来了。
唠阵家常，酒菜上来了。三杯酒落肚，话题就转到游击队、冯治刚和刘铁石身上了。刘铁石是汤原县最有学问的人，你说他走的那道能错吗？冯治刚的老丈人季监督，那叫县太爷呀，领着一家老小躲进山里，宁肯病死，也不给日本子干事。大哥你是太平川一等一的好汉，看着眼下这局面，兄弟都替你着急上火呀。
张传福叹口气：俺跟你们不一样呀。这道一步走错了，还能走回来吗？
蔡玉斌说：过去错了是小错，知道错了还错下去，那可就错大发了。日头月亮也有蚀的时候，知错改错就是大丈夫。只要你真心打日本子，谁还会惦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呀？
张传福不知道蔡玉斌是地下党，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但是知道他们跟游击队有联系。就说：你们有空给俺说说，就说俺张传福也是个中国人，有心出来反日，想跟他们说了算的人唠扯唠扯。
蔡玉斌就向县委汇报了。
县委书记夏云杰召集会议，他说：张传福在汤原的名气挺大，他要能出来反日，比咱们打两个胜仗影响还大。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俺就去一趟，让他“定砣儿”（决定下来）。
戴鸿宾说：万一是个圈套呢？夏书记是拿大事的人，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俺看还是俺去，俺觉着俺能把事办利索。
大家都认为戴鸿宾说得对。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张传福自卫团附近，谈判地点也派去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谈判是在王甲长家进行的。
谈话进入正题，戴鸿宾说：张团长，你不能光看汤原游击队有多少人，红地盘有多大。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有周保中，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才叫大部队呢，打日本子甭提多厉害了。
张传福说：戴队长这话，俺有耳闻。俺张传福是个中国爷们儿，打日本子没二话，就是怕共产党信不过俺，说俺降过日本子。这两天有的弟兄还提起于九江，俺就更不能不犯合计了。
戴鸿宾就叫上“大哥”了：俺听出来了，大哥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可你说错了。于九江是什么人？大哥你是什么人？他是胡子头，你是打胡子的好汉，这不是拿老鸹比凤凰吗？大哥你瞅着，凭你这身功夫，往后队伍几千几万发展起来，还得让你当师长、军长呢。
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中心干部”夏云杰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军事委员、县委书记。
如戴鸿宾所言，这是个拿大事的人。
1934年7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夏云杰任政委，戴鸿宾为总队长，参谋长张仁秋，全队近500人，编为3个中队。
一口山东腔，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政委，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确定政委为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以政委签字生效。这样，以往有民主、无集中，一百张嘴乱当家的极端民主化，立刻得以纠正。
二是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过去只讲下层统一战线，现在要不忘下层，抓紧上层。张传福率团反正，冯治刚的“文武队”参加游击总队，都是在夏云杰统一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主动出击，扩大游击区，开创红地盘。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以陷马沟为中心，向周边拓展。夏云杰指挥骑兵，联合一些山林队不断攻击黑金河、太平川的敌伪据点。与胜利为伴的，自然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游击区、红地盘的扩大。
年底，汤原县已有党团员1000多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等群众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屯，仅反日会会员就达5000多人。
1936年冬，《朱新阳关于北满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中说：
六军的主要特点是地方与队伍工作的配合，其次是内部党的组织与政治教育的良好与对群众影响的良好。自与三军会合后，为一九三六年北满反日部队中发展最快的，差不多发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引起了日满的极大注意，而且为经济生活最优裕之部队，而且为军事纪律严整之部队。
如今挺有名的鹤岗煤矿，那时叫矿山镇，驻有日本守备队和两个伪矿井队，戒备森严仅次于汤原县城。鹤立区委书记高雨春潜入镇内，住在反日会员施庆久家。施庆久是矿业次长金井建吉的卫士，深得日本人信任。高雨春在工人和矿井队中发展许多反日会员，敌情了如指掌。
1936年5月22日，夏云杰指挥6军攻打矿山镇。矿山周围拉着电网，先用锹镐把下边挖空些，再用大木杆子把电线撬起来，人就钻过去了。3团长冯治刚率3团炸毁吊桥、车库，封锁了日本守备队和矿井队的营房，夏云杰带主力顺利冲进矿业所，很快结束战斗。
这是6军成立后夏云杰指挥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其战果当然不仅在于消灭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物资这类硬件。
11月21日，为远征佛山（今嘉荫）筹措给养，夏云杰率队在丁大干活动时，被汤原县伪治安队伏击，一条大腿被打断，流血过多，五天后牺牲。
在大雪飘飘的1936年11月，东北抗联连失两位军长：王德泰和夏云杰。
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
夏云杰第一次负伤，是1934年6月攻打太平川西大岗“连环窑”（农村相邻的大院套，各家联防，时称“连环窑”），伤在头部。第二次是同年末，伤在哪儿没有记载，很重，在密营治疗5个月才好。他参加革命前抽过大烟，这次重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了。
如今听说谁吸毒，这个人基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废了。当年不然。一是后面将要写到的，那时种大烟的非常多，很容易弄到，烟土还像货币一样在市面上流通，钱毛（指货币贬值——编者注）时甚至只认烟土不认钱；二是穷人有病没钱治，吃点大烟顶一顶，在乡下是太平常的事了。前面说过与山林队统战、联合，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抽大烟的有多少。那种职业，山林生活，冬寒夏潮，有几多不落下这病那病的？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也只有大烟了。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少有没有负过伤的，也就少有没吃（吸）过大烟的。负伤了，黄豆粒大小吃一块，就能止痛，就能跟着队伍跑回来。但是有规定，只能吃3次，之后再痛也只能忍着，再吃就上瘾了。
夏云杰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光是上瘾了，而且还在于他是汤原游击总队的政委。党代表吞云吐雾抽大烟，什么形象，什么影响，还怎么带队伍呀？
大家看着着急，一些人就劝他戒烟。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烟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