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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点燃火种的人，是为6军、7军夯下基石的人。
像已经写过和行将写到的许多人一样，关于崔石泉指挥和参与指挥的战斗，不能一一写到，这里只说说西风嘴子伏击战。
1938年9月26日晚上掌灯时分，军部接到一份情报，有个日本高级官员由抚远乘船沿乌苏里江、挠力河，到小佳河视察“集团部落”。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只说是个很大的官。这小子参加过日俄战争，官至骑兵大尉。“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曾在磐石、伊通、敦化等地“讨伐”抗日武装，4个月前刚提升为少将。小佳河距7军中心根据地暴马顶子不到2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去那里视察“集团部落”，不无冒险，也能见出这小子的狂妄、死硬。
这时军部驻在老鹰沟，只有警卫人员和少年连50多人。代理军长崔石泉倾其所有，连夜赶出20多公里，天快亮时到了西风嘴子，日野武雄乘坐的汽艇已向上游开过去了。有来就有回，当即下令构筑工事等着。
西风嘴子是挠力河下游的一个小山包，北边山脚插入河中，故称“嘴子”，阵地就设在那里。秋高气爽，山林染黄，枫叶火红，河水清亮，河面不到百米宽窄，突出的嘴子扼住河道，是绝佳的伏击阵地。
10点钟左右，上游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汽艇的轮廓越来越大，甲板上的人形越来越清晰。日野武雄用望远镜向嘴子瞭望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树丛中移动着，隐约可见鬼子的“鼻涕胡”了，发令枪响了。
第一排子弹飞过去，日野武雄身中数弹，身边的几个随从全倒下了。机枪手未及开火就被击毙，驾驶员也被打死，失控的汽艇撞向对岸搁浅了。鬼子挺顽强，少有躲在船舱里装熊的。正好，出来一个完蛋一个，39个敌人都成了活靶子。
硝烟和汽油味儿在河面上飘散，除了水声，什么声响都没了。会日语的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戳在岸边的汽艇一动不动，一片死寂。两个战士划条小船过去，里外搜了个遍，大声道：没喘气儿的了，搬“好贺儿”吧。
军长
7军第一任军长是陈荣久。
陈荣久，曾化名王福东、刘长发，1904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三家子村雇农之家，念过两年书。“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东北军21混成旅骑兵2营7连当兵。日军侵入吉东后，连长要投降，这怎么行？陈荣久和几个弟兄一商量，去连部将连长缴械，宣布抗日，即被大家推举为连长。王德林举义后，陈荣久率连加入救国军，在穆棱、海林、宁安等地作战。救国军失败后，又投奔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任军部副官，随军转战宁安、密山。
1934年春，李延禄进关期间，陈荣久负责4军政治工作。同年7月，党组织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到饶河组建7军，任军长兼1师师长。
1937年3月6日，陈荣久率150多人到饶河西北部的天津班，准备召集几支山林队的首领开会。军部秘书罗英原是4军政治部主任，被捕叛变，又混入7军，自告奋勇给山林队送信。伪县公署参事官大穗久雄接到密报，即带300多日伪军，乘马拉爬犁赶往天津班。
下午1点左右，战斗在屏岭山打响。
陈荣久将部队部署在3个山头上。山不高，也不陡，只是东荒3月积雪依然很厚。伪军不肯玩命，稍有伤亡就趴下不动。鬼子抓着树枝子往上爬，雪没膝深，上面有层冰样的雪壳子，踏碎了再拔脚就格外吃力。没踏碎就战战兢兢的，稍不留神就是个狗吃屎。树枝断了，或是没抓住，那人就滚滑下去了，被树拦挡住了，也得哼唧一阵子才能爬起来。
陈荣久肩部负伤，仍然指挥战斗，并亲自掌握机枪班，阻击威胁最大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鬼子伤亡很大。在这种地势攻山头，是很难得手的，除非炮弹把山头犁个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枪下鬼后，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就在这时，伪警察大队长苑福堂带着200多伪军，从屏岭山背后攻上来了。
苑福堂是饶河县出了名的铁杆汉奸。这个败类原来盘踞在暴马顶子，被游击队一顿胖揍，老巢也成了游击队、7军的根据地。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这小子在“讨伐”中更加卖力，也颇收罗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腹背受敌，陈荣久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到天黑，下令突围。他亲自带人断后，中弹牺牲。
陈荣久牺牲，由参谋长崔石泉代理军长，年底2师师长李学福担任军长。因他患病，半身不遂，需要到苏联治疗，仍由崔石泉代理军长。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朝鲜族，1901年生于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1915年迁居饶河县大佳河，又搬到三义屯，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务农。性格豪爽、沉稳，乐于助人，处事公道，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话，当了屯长。他曾从饶河电报局长那里要来大别拉坑的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4垧，其余分给穷人，不收租税。
单立志老人说，李学福大高个，挺壮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们这样扎堆，不是没隔也有隔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尽快唠到一块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