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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后也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他们客观上都为战斗的胜利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曹茂然他们一样，这两个人既有资格在战后要求得到奖赏，也有权力要求转业。
但是，在今天早上来找过他的十几名干部中，他觉得真正应当走的恰恰是这两个人。无论程明和梁鹏飞在634高地经受过了什么样的考验，从本质上说他们还是不适合做职业军人。
“好吧，你们先回去。……走不走组织上会考虑的，我会把你们的要求报告给团党委。”他简短地对他们说，从而结束了这场谈话。
早饭时他对肖斌说了程明和梁鹏飞的事。不料肖斌也向前凑了凑，红着睑，吞吞吐吐地说：
“副团长，别人都找过你了，……我是不是现在也正式向你提一下，部队回营房后，我也想……转业！”
一口馒头堵在刘宗魁嗓子眼上，卡住了。刘宗魁于呕了两声，将它吐到地下。
“我以为你不会……”他没有看肖斌，只望着地下，说了半句话，打住了。
从医院回来的第一天，找他要求转业的干部一直没断过。直到深夜12点，他才把团直的一个来访者最后打发走。
“这么多人要走，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再说也是不可能的。……国家总要有军队，总要有一部分人留下来，都回去享受和平生活是不现实的，自私的。”夜深入静，躺在吱呀作响的行军床上，刘宗魁第一次发觉自己下定的转业决心与此刻酝酿于脑海中的新思想发生了深刻矛盾，而他自己要求走的理由一点儿也不比他认为不该走的曹茂然胡志高更充分。
·70·
第四部
十
离开医院时，他想的只是转业前去烈土陵园做一次最后的告别，但回到部队，他的身份就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作为部队首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待、照顾、安慰大批烈士家属，陪同他们去烈土陵园祭奠自己的亲人。
在来到三营驻地的烈士家属中，他见到了教导员陈国庆的母亲和夫人杨曼，九连副连长姜伯玉做县银行行长的父亲、他的母亲和妻子，他们代表着来队亲属的一种类型，表面上很镇静，从没有放声大哭过，也不向部队提任何要求，说到烈士时也很克制，给人的感觉是陈国庆或姜伯玉还活着，他们只是到这儿来探望一下。但仔细观察，你便会发觉他们的眼睛始终是红的，汪着一层薄薄的泪水，虽然从未让它们流出。只有到了烈士墓前，泪水才会扑簌簌落下来，此时你仍旧听不到哭声，他们咬紧牙关，抓紧自己亲人的臂膀，浑身颤抖着，与其说是在祭奠死去的亲人，不如说是正顽强地同自己心灵深处的痛苦作斗争。这一类人常发生的是亲人墓前的突然昏厥，因此事先就必须做好急救的准备。他们对亲人的祭奠也比较简单：陈国庆的夫人杨曼在丈夫墓前一滴滴地流泪，烧掉了从恋爱到婚后十几年间自己写下的厚厚一摞日记，连同自己的一缕青丝；姜伯玉的父亲带着全家，来到儿子墓前三鞠躬，然后拿出酒一碗碗泼在地下，再供上一些吃食和香烟，连呼三声：“好儿子！好儿子！好儿子！”以后再不要求到墓上来。九连二排长岑浩、七班长刘有才的母亲则是另一类型的烈士家属，她们一到部队就开始哭，一哭就是半晌或半夜，而且基本不吃东西。到了儿子墓前，痛哭就变成了无休无止的呻吟。岑浩母亲身边还有自己的儿媳、姜伯玉的大妹姜萍照料，刘有才的母亲就只好由九连三排长上官峰陪着了。她们祭奠儿子的仪式又特别复杂，要上香、焚纸、招魂、送魂，天天到坟上哭，放心不下的刘宗魁只好天天跟到烈士陵园来。他不能不来，站在烈士墓前，那颗愧疚的心就更加痛苦了，现在能为烈士的亲人们做些什么，对自己也是一种安慰。
来部队一个星期后，岑浩的母亲好歹在亲家——姜伯玉的父母——的劝解下回去了；刘有才的母亲却留下来为儿子过“二七”，日日坐到陵园里哭。刘宗魁担心她的身体和眼睛，刚打算派人专程送她回故乡，九连三排长上官峰就到他的帐篷里来了。
“副团长，听说你要找一个人送刘有才的母亲回去？”
“是啊，”刘宗魁有些奇怪，此事他只跟九连指导员梁鹏飞商量了一下，还没做出决定，这位634高地的英雄就找来了。
“副团长，请你派我去送刘妈妈，”上官峰说，眼里忽然涌出泪花，“刘有才烈士生前留下一封遗书，他只让我一个人知道，我觉得有义务到他家乡去一趟，实现他的愿望。……我还想请团里为我出个证明。”
“什么遗书？”刘宗魁问，心也抽紧了。
上官峰从军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塑料纸包，小心打开，将里面一张染有暗褐色血迹、有些破损的纸，递给刘宗魁。纸上写着工工整整的几行字：
连首长：
首先再次表个态：为了收复祖国领土，我决心英勇战斗，直至牺牲。
如果我牺牲了，请不要为我记功。我的愿望是请地方政府帮助我家买一头耕牛。我是个独子，父母都老了，我担心我死后父母亲没有牛无法耕种责任田。
此致
敬礼
七班长刘有才
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刘宗魁的喉咙堵起来。他装做找火柴点烟，努力让心里的感情之潮低落下去。后来，他说：
“好吧，我同意你去。……需要什么证明让团政治处给你开。到地方看情况如何，要是地方政府不给解决，咱们就在部队为刘有才募捐！”
第二天上午，他亲自带车将刘有才的妈妈和上官峰送到X市的火车站，看着他们上了开往西北方的列车。
九连一排长林洪生的妻子竹音是来队家属中比较特殊的一位。由于战前她和林洪生的复杂关系，政治处发放烈士通知书时拖了半个月。等一天黄昏她从S县城下车后步行找到C团三营驻地，该团的一营二营也撤下了战场，全团距离班师回营房的日子只剩下三天了。
听说林洪生的妻子来了，刘宗魁慌忙从帐篷里走出来。他意识到，这位三十岁上下，一身重孝、脸色苍白、二目无光的女子一看到他，浑身一震，瞳孔立即张大，眉宇间现出了一个惊骇的神情。
“我是这个团的副团长刘宗魁。我代表全团、代表林排长生前战友，欢迎你到部队来！”他压下心底的一点诧异，走上前去，握了握她的手，说。
竹音脸上的惊骇神情消逝了。刘宗魁觉得，她突然显得极端失望。
许多性格脆弱的家属往往会在此刻放声大哭。他们终于千里迢迢来到部队，看到的却不是儿子和丈夫；似乎到了此处，她们才真正相信自己的亲人不在了！她们不能不哭，因为这些迎接他们的人也好像成了自己的亲人！
竹音却不是这样。听完刘宗魁的自我介绍，她的眼圈红了。周围的人以为她要哭，然而没有，她仅仅低下头，咽部困难地抽搐几下，度过了最困难的一分钟，重新抬起头来，目光里竟有些坚忍的意思。
刘宗魁高悬的心落下去。他想今天遇上的是一位外柔内刚的女人。此类家属他可以不必特别担心。他让九连来人把竹音接走，妥善安排食宿，就去做别的事了。
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亡妻徐春兰。他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黄昏时刚刚来到的那个弱不禁风、有一张姣好的瓜籽脸、一对雾潆潆的、略显得有些神经质的、似乎深藏着无限怨尤的漂亮大眼睛的烈士家属，模样儿有点像他那死在战前的发妻。
刘宗魁的心热辣辣地难受起来。战前他就觉得徐春兰是死在公母山战争中的第一位烈士，此刻这种感觉更真实更强烈了。她还有另一层遗憾：徐春兰是烈士却不能被埋进烈士陵园，享受人们的祭奠和景仰。天亮之前，他终于下定一个决心：部队回营房后，不管转业的事能否很快定下来，他都要先请假回乡，去看一着妻子的坟。
第二天早饭后去团部开会，他已忘了竹音。中午回来后才听说，竹音上午一到陵园，望见丈夫的墓，一声没哭出来就晕倒了，牙关紧闭，四肢发冷，口吐白沫，陪同去的人费很大气力才让她苏醒过来。这以后她扑在丈夫墓上打滚地哭，一上午竟晕死过去三次，最后只好被担架送回来，在营部卫生所打吊针。
刘宗魁让人买了水果和罐头食品，匆匆赶去看她。竹音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胳膊弯里插着针头，床前吊挂的一瓶药液还没有输完。她半睁着眼，神智混沌不清，望见刘宗魁，目光立即奇迹般地清亮起来。随之，眼窝里慢慢涌满泪水。
“竹音同志，我是刘宗魁，我来看你来了，你好吗？……”他上前去问候她。
“唔。……”她含糊地答应着，把脸侧向一边。他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