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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在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在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须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第12章 姜还是老的辣（1）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东北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蒋介石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蒋介石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关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蒋介石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张学良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算了。
这下子轮到蒋介石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蒋介石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初，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洲可以趾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蒋介石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蒋介石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蒋介石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的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像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帜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分儿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