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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陆九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用准，在后来他又在书院中做了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的单独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其中不少有人都被感动得落泪。朱熹对此也深为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要刻石为铭。
当张鹄读到“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段时，也不禁对陆九渊这个带有一点强辩的尖锐问题忍俊不禁，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宋朝的学术文化气氛，确实不是金国所能比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入主过中原地区的异族都难以逾越的问题，财富可以创造掠夺，国土可以征服扩大，精巧的工具可以仿造，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学习，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却是要靠一点一滳来慢慢积累，一点也不能强求。而汉族正是通过几千年的沉积，才形成了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
而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或许不能使汉人比异族更强捍，更为坚忍，但却使汉人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侵入中原的异族无论有多么强大的武功，无论在初时多么强势，但在最终要么被汉文化所同化，侧底放弃本族的习惯，成为汉族的一部份，要么拒绝同化，被重新掘起的汉族王朝逐出中原。因此也留下了“胡人立国不过百年”，这样一句话。
在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之前，女真族不过是一个还没什么文化，以渔猎放牧为生的民族。虽然渔猎放牧的生活铸就了女真族强捍、坚忍的性格和强大的武力，但在入主了中原之后，虽然还不足五十年，由于在文化上距大落差，使轻易占领了宋朝半壁江山的女真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却毫无抵抗之力，经过金熙宗、海陵王的两次改制之后，女真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几乎全盘接收。
尽管世宗皇帝对这一点早有戒备之心，在位其间不断强行以政令，来使女真族保持相当一部份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也收效甚微。女真族整体的汉化趋势几乎无可逆转。
现在的金国，在女真族平民中间还保着一定的民族特性之外，女真贵族的生活习惯几乎和汉人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以正统礼仪而自居，把北方的蒙古人视为蛮夷之辈，以呤诗填词作赋为时尚，也尊崇孔孟之道，接受各种儒家思想。宋朝这边关于道理性命之学的书籍，在金国都被视为经典。
想到这里，张鹄也不禁苦笑起来，自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张家是祖居勃海的望族，然而深受汉亿，到了张浩这一代，其实和一个汉人还有什么区别了。
第九百零五章 王霸利义之争（一）
二陆和朱憙的分岐虽然不算是小，但双方的大前提却是基本一致，就是通过个人修养的提高，使自己达到圣人境界。只是双方实现这一目地的方法不同而己。因此双方的观点虽然对立，但却还能够互相欣赏，甚至是彼此兼补所长。
真正与朱熹的学说无论是思想、目地还是观念针锋相对的，其实是陈亮功利学说。
陈亮所持的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世致用，因此在根子上对朱熹所主张的天理性命之学是对立的。正所谓“君子不言利”，在利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宋朝的士大夫，也是任何一种儒家学说都必须尊守的一条最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在陈亮之前，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功利提升到一个明确的位置，而陈亮不仅提岀功利之说，而且将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体化，那就是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
但这种观念，自然会受到朱熹的排斥。朱熹并不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对事对人的涵容量都不够宽洪，这一点远不及吕祖谦。而陈亮更是居材自负，激扬踔励。按说这样观点迥异的两个人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结成朋友的因缘。
而这一次恰恰又是吕祖谦从中穿针引线，才两人对对方的学说和为人有了一些俱体的了解。因此在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到浙江视查衢州和婺州时，陈亮也专程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成为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这一次两人盘桓了十数日，相互之间对各自都有了一番更新更深的认识。也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了许多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才气识略确异流辈，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而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一腔热情。
于是两个人跨越了不相思，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因此尽管后来两个人见面不多，但还是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因为这场论辩核心内容是“王霸”与“义利”，因此两人的论辩也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
直到后来朱熹被朝廷罢职，随后金军南侵，孝宗殉国而崩，大宋一度处在亡国的边缘，而陈亮又在辛弃疾的引荐下，做了杨炎的幕僚，投入到大宋复国的战斗中，两人的这一番通信论辩才算暂告结束，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却并没有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看颇像当年的王安石与司马光。
在大宋复国之后，陈亮出仕在新朝廷中，担任了赵忱的侍讲兼制诏，并且还向赵忱大力推荐朱熹，才使朱熹也能够重新得到朝廷启用，两人又成为一殿之臣。随着钟山书院的成立，两人又同在书院教学授徒，几乎天天都可以碰头，那么再度开论辩自然是再所难免的。
朱熹的观点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是本质不同的，就好像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一样，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只有“义”才符合天理，才能成为盛世，而“霸道”是邪途，“利”是人们心中利欲之私的产物，并不直得推崇；因此明确提出：尊王贱霸，重义轻利。而陈亮则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可分割，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道德应见于事功之中，因此王道就是霸道，义与利也可以双行。
可以说两人的观念截然对立，绝对不可能调合，因此两人从上三代辩起，以至汉唐以下，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都希望证实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
朱熹列举程颢所说过的“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的话作为自己的论证，并道：“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尧、舜、禹三圣的时代才是完全没有私心，才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时代，而汉唐以来的后世帝王，既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只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这种观点在陈亮看来则大不以为然，他列举的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这段话中，陈亮明确指出，汉祖、唐宗既然能够建立国家，而且又传之久远，其中岂能全无“道”的存在吗？也就是说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就是有道，而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
在这一点上，朱熹自然不会赞同，他认为：“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
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