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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大义，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动机不纯，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并不值得称赞。
陈亮对此也予以了反驳，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只如太宗，亦足是发他英雄之心，误处本秒忽，而后断之以大义，岂右其为霸哉。”
也就是说陈亮认为，道是依附于人的行为而存在，并不能孤立。如果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上，自己说的就是讲义，是王道，而汉唐的行为就是求利，是王霸，那么按朱熹的观点，不是说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自已的学说才是前后一致，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所谓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把事情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
尽管两人又经过了多次论辩，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一番论辩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学术上的争论。也引发了其他人的极大兴趣，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其中又以陈博良对双方的总结最为精辟，他说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陈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偶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
这段话高度概括，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即按陈亮的观点：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而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
同时陈傅良对于朱陈各自的观点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后果的判断：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出现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即“上无兢畏之君”；而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任何大臣们都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谓“下有觊觎之臣”。所以，按两人的观点，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
自然，对这个评论，朱熹和陈亮都是不赞同的，因为陈傅良的说法，仅仅只是从纯粹的逻辑上，来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并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因此两人又分别在其他场合加以辩解。
“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赵忱读到这里，也不禁连声赞道：“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如此好文。朕已经连看了三遍，犹自觉得意犹未尽也。”
杨炎也笑道：“‘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除了陈同甫之外，还有谁能做得出这般豪迈俊逸，豪气干云的文章来。”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同时大笑起来。
杨炎出任枢密副使之后，主要分管军事方面的事务，一直付责监督军队的训练，演练战术，制定日后对金国作战的计划。而赵忱当然也非常重果军事，自然经常招杨炎入宫，询问军队的情况。不过两人在谈论政务之余，也不免也会谈论钟山书院的学术辩论。
而在论辩中最令赵忱感兴趣的，也就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关于“王霸义利”之辩。当然从赵忱心里来说，是更倾向于陈亮的思想。一方面是因为陈亮是杨炎的朋友，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杨炎的对方，因此在赵忱心里，自然就偏向陈亮一些。
而另一方面，赵忱觉得陈亮的观点，似乎更对自己的胃囗一些。因为陈亮的学说，从根本上讲，就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坚持经世济用的态度，以志在天下的胸怀，发展成为对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对于有志收复失地，开创大业的赵忱来说，这种观点显然要比朱憙独善其身的保守思想要高明得多。
不过尽管如此，但赵忱从不在朝堂上对大臣们公开发表自己对各学派的评价。因为大宋的学术之风比效开放，但到目前为止，能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只有王安石的新学和二程兄弟的洛学。不过虽然这两种学术虽然一直针锋相对，而且都一度都被推到了官学的地位，但这些都是政治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学术本身的影响力。
而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治治就肇始于熙宁时期的王安石，后来随着新旧两党的争斗，王学与程学也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的兴衰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当新党上台，就必然对王学推崇倍致，将程学斥之以鼻。而当旧党执政，又对程学奉若经典，对王学大加贬斥。
第九百零六章 王霸利义之争（二）
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湥С卵У恼媸的谌荩欧畛萄У娜耍膊灰欢ň屯耆靼茁逖У木獭２还抟焕舛际俏畏瘛�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别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别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
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双方互相借鉴，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王霸义利”之辩时，杨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