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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当年“东临碣石”的感觉。忽然一个浪头打在船舷上，船忽悠了一下，差点把他摔倒，丁主任就把他喊了下来，项明春伟大感觉变成了羞惭，自嘲地说：“日他妈，这大海太不给人面子。”他们又在海滩上捡了不少贝壳，捞到一些嫩海带，都装在囚笼里。这些海带，闷在塑料袋里，两天后开始起热腐烂，解开一看，发出难闻的味道，没办法带回来，只得依依不舍地扔掉。在海边，人人踏着浪花，把下半身都弄湿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尝了一下又腥又咸又苦又涩的海水，都说这水看上去很美，其实不能喝，谁喝谁上当。范德保专门用矿泉水瓶满满装了一瓶，说回去让家里的同志们都尝尝海水的味道。
出了荣城，顺着海岸线，一路向北走，又到了青岛、烟台，本来，还想去旅顺、大连，要坐那么长时间的轮渡，大家觉得不合算，况且大海已经看足看够了，就不再去了。继续挥师北上，过天津，进北京，在北京玩了三天，这才折回返程的道路。
司马皋自从在泰山上抽的那一个签了后，再也没有当初出来时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一路上闷闷不乐，大家谁也没有在意。他自己下了决心，回到家里，一定要采取措施，彻底改变自己倒霉的运气。
父与子
绕着中国东部转了一个大圈回来后，其他人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只有司马皋没有多少的具体事情，在办公室里打打杂务。
司马皋很相信星相命理，平时闲暇没事儿，就钻研一些《周易》、《诸葛神算》、《麻衣相书》之类的杂学，颇有心得，却无成果。那次失误，虽然宋书记没有直接尅他一顿，他却惊恐万状，唯恐宋书记在心里画他一道子。后来，他扳着《流年运势》一书对照，果然看到那天他命犯“阳公忌”，诸事不利。想一想，那天确实有点怪，吃罢早饭就有点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跟宋书记出去，不经意间，出了几处小错，强打精神，才回到了机关。车进大门时，看见他哥在门卫房的台阶上站着，焦急地等他，见面后说父亲病重，吓了他一跳，马上和哥哥一起去医院给父亲抓药，就把宋书记交代的工作彻底忘了。
司马皋对自己的前程看得非常重，几乎融进了血液中，是与他的家教分不开的。他家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是一个靠山的小村庄，姓“司马”的只他一家，单门独户，老辈子也不知是从何迁来的，在这里生根以后，一直受大户人家的欺负。他父亲司马占方在饱受欺负中长成大小伙子，倔强的性格让他决心同命运抗争，上小学时国语读得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后来上不起学，在家里放羊、种地，慢慢地长成了一个很有能力的庄稼汉子，给地主扛长工，东家很喜欢他，把女儿嫁给了他，也没有能够改变他苦难的命运。到了解放初期，姓司马的终于赶上了好时代。穷人们扬眉吐气，司马占方拿起了枪杆，当上了民兵连长，开始神气起来。有了土地，就跟那个地主丈人翻了脸，上台批斗丈人时，狠狠地扇老汉耳光，老婆啜泣不敢吱声，小舅子见他就躲，从此两亲家互不来往，仇人一般。小乡的党组织感到他的阶级立场坚定，发展他成为预备党员。当上党员的第二天，上级开始动员青年当兵，补充抗美援朝部队，他又当上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本来司马占方是个独子，按政策是不能征兵的，可他非常坚决，为了走向更远更高的憧憬，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老婆知道他志向高远，不敢阻拦他，心里揪成一团，认为很可能是就此一别，哭得像个泪人儿。当他披着大红花，在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的时候，老婆瘫在了家里的门框后边，母亲也跟在后边哭泣。接兵的首长劝她说：“大娘，你儿子当兵，全家光荣啊！”老太太也不知啥是光荣，一个劲儿地哭着：“俺不光荣嘛，俺不光荣嘛。”让司马占方觉得很丢脸。
入伍后，司马占方在本省一个兵营接受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正准备开拔去朝鲜，“三八线”上停战，板门店谈判正在进行。他们这一批战士连本省都没有走出去，就重新整编。时值冬天，司马占方正好犯了从小就落下的支气管哮喘病。部队首长原来知道他多多少少识几个字，在当时是少有的文化兵，有意留下他继续培养，就派人叫他谈话，动员他留在部队。他见了领导，咳嗽得直不起腰来，首长很关切，问他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吃药没有？他太老实，不领会首长意图，对组织少有的忠诚，让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自己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卫生室给他开了几片药，吃了下去，不怎么管用。领导一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放弃了动员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念头。他这个兵只当了八个月，就算当到头了。后来，司马占方一想起这段经历，就直恨自己，真是“一言丧邦”啊。他后悔当时要是机灵一点，对首长说句瞎话，我这病是近几天才得的，恐怕肯定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部队不仅要给他治疗疾病，还要把他留下来，说不定现在当上了师以上干部。因为他偶尔一次从儿子拿回家的《解放军画报》上看到，军队的一个大官的照片，相当面熟，看看署名，仔细想想，这个人就是他们那个部队的，和他同时期入伍，曾经在新兵连上发过言。司马占方光荣退伍时，人家不怎么光荣地继续服役。到了现在，一个农民，一个少将，真是天壤之别啊。
司马占方认定，只有当官，才能出人头地，没有权力，就总是受人家欺负。他下决心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大儿子却不成器，一上学就头痛，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好在可以挣工分，弥补了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给家里造成的困难。只有小儿子司马皋用功刻苦，还喜欢写文章，甚得老司马的钟爱，经常给他灌输一些一定要当官的思想。这本来与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是一个道理，但在当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中，却是石破天惊的。司马皋接受这些教育，是从自身的体会出发的，与他同龄的干部子女，无论从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他从小就受他们的欺负和侮辱，再加上亲眼看到父亲被批斗，心里非常仇恨人间这不平等的现象。他上初中时，有一次从父亲的衣袋里看到一张血票，知道父亲为了给他交学费，到县医院卖过血，就偷偷地哭了一场，发誓要学出个样子，不辜负父亲的养育和教诲。
司马皋没有能够考上大学，不是因为本人没有努力，而是他受的教育太差了。他受的高中教育，教他的老师都是小学教师拔高教高中的，可想而知教学水平有多高，在那个年代混个高中毕业文凭，实在学不了多少东西，即使学到的也难保是一些不准确或者不正确的知识。当时县委宣传部正好要培训一批农村通讯报道员，各乡镇都有名额，报名的人远远不够。司马皋听说这个消息后，就报名参加了，并且经过培训，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学以致用，给本乡写出了好几篇在市级党报上发表的文章。公社党委书记十分爱才，向县人事劳动局要了一个“亦工亦农”的指标，把司马皋安排在公社机关里上班，当上了公社的通讯专干。后来这位书记调到县城当上了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全力推荐他进了县委办。他到了这个全县的中枢部位后，是从打杂开始的，逐步写一些小文章，思路、言辞都很清晰。他的聪明才智，在实践中不断地迸发出来。由于他长得比较有成色，察言观色的功夫不断见长，主任们就派他做领导们的随员，一干就是几年。
司马皋走出农门以后，家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了。对他最有刺激的是一个儿时玩伴儿，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有一次，他回家到后山转了转，见到这个家伙蓬头垢面，在山上放羊，见了他很亲热。他问这个儿时的朋友：“你怎么不出去跑跑，只在家放羊啊？”朋友告诉他：“还不是为了挣钱嘛。”他问：“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娶媳妇呗。”他觉得可笑，就继续往下问：“娶媳妇干啥？”“生孩子。”“生孩子干啥？”“还让他放羊，再娶儿媳妇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长大接着放羊。”一问一答，这个老朋友很懂幽默，跟他开玩笑。但也说出了一个让他思绪横生的道理，人生如果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是多么的悲哀！老朋友真的太胸无大志，鼠目寸光了。他坚决不能这么平淡地过一生，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父亲没有实现的愿望，干大事，做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等他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