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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最为著名的就是小时候的事情，在小时候孔融是有名的神童，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奇童。4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
一日，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子，父亲叫孔融他们七兄弟从最小的小弟开始自己挑，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而孔融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我是哥哥，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融四岁，能让梨。”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孔融小时候，不仅学习勤奋，而且善于思考。父亲外出拜客总是带着他去。10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洛阳。正逢洛阳太守李膺在任，孔融径直往大府内走。这时守门人忙把他拉住，问道：“你是哪家小孩，到一边玩去！”孔融严肃地回答说：“请你们进去通报，山东孔融来访。”守门人见他一本正经，也不知是什么来头？笑着问：“小公子，可有红贴？”孔融说：“我家和你家主人世代交往，又有师生之谊，无需红贴，只管通报。”守门人怕慢待贵客，只好进去通报。这时李膺正和许多文人雅士交谈，听了通报，一时想不起这位孔融和自己家庭是什么关系，只好哈哈：“请进！”小孔融兴冲冲走进大厅，一边向主人问候，一边拱手招呼各位来宾，态度不亢不卑。李膺一边让座，一边打量着这位俊才少年，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孩从未见过面，而他为何自称通家呢？于是，李膺问道：“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我怎么想不起来啊！”孔融微笑着说：“500年前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孔子姓孔，老子姓李，说明孔、李两家500年就有师生之谊。今你姓李，我姓孔，也是师生关系，我们两家不是累世通家吗！”
孔融语出惊人，在座客人无不暗暗称奇。太守李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小公子真神童也。”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冷冷地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后未必有作为。”面对挑战，孔融笑着说：“这样说来，先生小时候一定很聪明。”这一巧妙对答，弄得陈韪面红耳赤无言回对，暗暗坐在一旁生气。孔融则目不斜视，装着大人模样，一本正经地喝着茶，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虽然孔融小时候名气很大，但是由于他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他的思想止步不前。儒术第一个将就的就是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儒术中所说的“仁”、“恕”。这一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生不儒术入官门”和“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哲学、“枪打出头鸟”哲学、“不开第一枪”哲学、“不到最后不抵抗”、“不患贫而患不均”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给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发生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非得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这玩意搞到登峰造极，就出了个大混蛋宋襄公。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没必要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那好，既然肥得滴油的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科技不科技、教育不教育也就无所谓了，大家最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要胡思乱想。中华民族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精力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搞审美方面的东西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都搞得很高档。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我们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也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现在已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黄金、蚂蚁小虫、甚至泥土、树皮，啥都能搞来吃，还要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美国，到现在还停留在用叉叉著肉烧熟来吃的水平，跟原始人差不多，要追上我们至少要2000年以上的时间。但可惜的是，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些东西都不顶用。要知道，古埃及人、古印度人的文明程度都很高，真要灭亡了，谁也救不了。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拿来做鞭炮烟花娱乐，而欧洲人却用火药来做枪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而欧洲人却用指南针来航海等等不好理解的问题。用这个道理拿来套一套中国的“大锅饭”问题、“国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等，那也是一通百通。第二，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以后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就只能作为参考了。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因为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也不行。这一原则对中国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背地里就只能实际点了。比如说尽孝，24孝那种搞法办不了，咋办？只好用摆大寿或风光大葬的办法，在那些场合表演孝道。这一点到现在还是这样，搞一个高大全，号召全国学习，达不了标的也要达标，办法自己想。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只有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举例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那么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家伙，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这种意识到了极至，就发生了宁让自己的老百姓饿死，也要把粮食送给别人吃的事情，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同意这样做，可悲呀仅仅是想表现一下中国人是多么的道德高尚。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对中国为什么不索赔、打赢了也要赶快往回跑等很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比如说邓世昌的问题，他得到“民族英雄”的称号和一个烈女得到“贞节牌坊”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考虑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条日本军舰，也不是考虑他是否力挽狂澜扭转战局，更不是考虑到他为国民争夺到多少利益，而是考虑他在打败时有没有“成仁”（自杀的也算），平时有没有经常说“我要保家卫国”之类合符标准的话。因此，历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变成了“枭雄”、“奸雄”、“风流人物”。比如说汉武帝，横扫北方匈奴，掠地千里，杀敌无数，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势日盛，经梅荣，创造了历史上？见的“中兴”局面？可这样的人只捞到个“风流人物”的说法。不过也好，没说他是“暴君”、“杀人犯”，算是客气。另一个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就惨了，他是第一个意识到儒术毒性的中国领导人。他用了最极端的办法“焚书坑儒”，只保留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书籍，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种令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的信仰来代替儒术。也是国情害了他，很不幸地，秦始皇成了后世大儒们的例行攻击对象，“暴君”之名是跑不掉的了。
各位书友：“今天晚上和朋友聚会喝酒，有点醉意，为了不失自己的承诺给写的内柔有点敷衍，希望各位书友理解，在这里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