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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铮正打算给她好好介绍一下大魏特色的封建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忽然想起一事，话到嘴边就变成了：“你的那些马车，我瞧着也挺华贵的嘛。”
萧芷琼一听，顿时嘻嘻笑了起来：“那可不是我的，教给我准备的。”
云铮微微一怔，马上明白过来：“他们是想拿你的身份作作场面？”
萧芷琼点点头，又笑道：“不过我可没那么好说话，所以呢，才会装作江湖人士。”
云铮叹了一叹：“江湖人士好啊，比官场上自由多了。”
萧芷琼有些惊讶于云铮忽然的落寞，笑着道：“怎么，你云少帅也会觉得不自由么？”
云铮苦笑了一下：“二位都是消息灵通之人，我大魏眼下正是风云欲起的时候啊，我这个边镇少帅，也只有随波逐流的份呀。”
萧芷琼和北山无雪自然一听就明白云铮这话说的是秋临江变法的事了，她们心里倒是不觉得事情有多不好，秋临江的变法条文她们也都看过一些，总归是为了这个帝国好。
云铮因为女真人的事情，终于把秋临江变法这个事情想到了出处，在原先的历史中，北宋不是也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么？只是结果……党争、亡国！
云铮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文科生，知道宋朝败亡的原因虽多，但党争绝对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条，而党争白热化的源头就是后世称颂而惋惜的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体制，云铮觉得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当时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可见这位爷至少脑袋不呆。
不过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于是，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但是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幸好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就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新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