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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他奇怪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似乎有些走神，眼神正看向别处，张居正的精神极为专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为何有这样的景象。
几乎同时，张居正已经恢复了正常，欠身说道：
“陛下，御史们断不会无的放矢，吕大人和沈大人身为总宪，了解想必更详细些，让吕大人说明，也免得用错了人，陛下觉得如何？”
这说法在万历皇帝预料之中，万历点了点头。他却不知方才张居正侧头和边上的冯保目光交流了下。
面对张居正的询问之意，冯保脸上露出几分无奈，摇了摇头，事情既然不在冯保的控制之中，那也不必责难，张居正迅速的做出了判断。
“陛下，若那船头香真的敲诈商户百姓，王通驱除乃是善举，可此后，王通却下发平安牌子，重复那船头香中恶徒敲诈之举。弄来的银钱尽数归入私囊，这便是贪污腐坏。”
“王通收的，可要比船头香收的少很多啊！”
听到万历皇帝语气轻松，吕光明心里一抽，不过还是直起身子说道：
“偌大个天津卫城，来往多少生意，王通倚仗锦衣卫权势坐地收钱，尽入私囊，陛下，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贪墨！”
“吕爱卿，这贪墨的人会把帐目一一给朕禀报清楚吗，收上多少银子，花出多少银子，一笔笔记录的明白，这也叫贪墨吗？”
万历皇帝笑着拿起了几张纸，在手里扬了扬，众人都是愣住，目光看着那几张纸，不知道为何，万历皇帝看着众人带着些诧异的面孔，心中异常的快意。
吕光明身子却挺得愈发的直，一字一句的说道：
“天下事自有规条法度，锦衣卫为天子亲军，却没有在地方上收取钱财的职权，王通此举便是非法，所获得钱财便是敲诈抢夺，便是贪墨，陛下纵容，便是同罪！！”
万历皇帝重重的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他恶狠狠的盯着前面跪着的吕光明，怒声吼道：
“你说朕也是贪墨，朕也在敲诈抢夺吗？”
吕光明板着脸说道：
“陛下可曾有旨意，内阁可曾票拟，司礼监可曾核准批红，退一万步讲，连中旨都无。王通所做又有什么凭依！！”
他边上的右都御史沈秉风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可却听到身边有刷刷的声响，小心转头看过去，却发现这声音是因为沈秉风的袍服在不住的颤动，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地面已经能看到汗水滴落的痕迹，明明是怕到了极点，怪不得沈秉风奇怪，这左都御史吕光明从不是个有风骨的人。
沈秉风突然明白过来，要是闷声认了，到最后撤职罢官，还不如作出一副强顶令的模样来，左右也是罢官，没准能博个死地求生。
想明白这个关节，沈秉风也是重重一个头磕下去，高声说道：
“陛下，天下间通衢大邑皆有缇骑驻扎，若人人如此，给陛下一份帐目便大肆搜刮，那岂不是天下大乱，陛下，祖宗规矩，朝廷法度，乃是这江山社稷的根本，万不可破，万不可破啊！”
“来人！！来人！！把这两个无法无天的混帐拖下去，拖下去……”
万历皇帝眼睛已经红了起来，在那里大声的怒喝，门帘掀开，四名侍卫和两名宦官冲了进来，但这些人第一个动作不是去抓人，而是看向冯保和张诚。
这一错愕间，张居正率先跪下，屋中所有的臣子和司礼监的太监都是跟着跪下，齐声说道：
“陛下息怒！”
群臣跪下的这声势，让万历皇帝立刻是退了一步，剩下的话就没有喊出，张居正头一沾地就是直起上身，朗声说道：
“陛下，祖制不以言罪人，何况吕大人和沈大人所说，也不无道理，还望陛下明察！”
众人又都是齐齐的磕头下去，齐声说道：
“请陛下明察！！”
万历转头看司礼监那边，冯保和张诚等人都是低头，看着那些跪下的朝臣，万历皇帝又是退了一步，不小心碰到了龙椅，踉跄了下，又是坐了回去。
“陛下，武宗皇帝时，缇骑、内监遍布天下，民不聊生，到最后江彬、钱宁几乎倾覆天下，世宗肃皇帝英明天纵，约束内监武臣，这才中兴大明江山社稷，陛下，莫要因亲信小人而失行，动摇国本，伤了二位太后娘娘的慈爱期望之心啊！”
兵部尚书张四维言辞恳切的说道，万历皇帝坐在椅子上看看进来的侍卫和宦官，那六个人都是低头垂手，噤若寒蝉，看看地面上跪着的太监和朝臣，那“二位太后娘娘”的话语更是让他心里一颤。
侍卫和宦官不敢奉命，屋中的人都在跪着，突然间，万历皇帝有一种错觉，好像是所有人都站着，自己却跪在那里，无比的憋气，无比的孤单寂寞。
文渊阁中静寂一片，万历皇帝轻吐了口气，用手捂在额头上颓然说道：
“诸位爱卿起来吧，既然王通所为没有旨意法度，寡人下旨如何。”
大臣们松了口气站起，却听到这末尾一句，齐齐愕然的看向了万历。
二百七十
“莫要君前失仪！”
看着众臣错愕的样子。张居正沉声说了这么一句。
文渊阁中的大臣们这才是各个站起，按照平日的顺序分列两边，这屋中的气氛变得平静下来，看着又恢复到皇帝刚进来的时候。
谁都能看出来万历的情绪已经很低沉，已经闹到了这样的地步，刚才更是将太后娘娘这尊大神都抬了出来，难道还要继续争下去吗？
争，和皇帝闹僵了绝无好处，不争，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万万不能。
商税一事，明初山西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破坏的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迹相提并论——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然后死囚在约定的期限内都准时回来，李世民大赦了他们的事迹。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这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的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这又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性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