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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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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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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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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