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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太太喊说：“你老糊涂了！那么说，随便一个人说要进来见我，你就带他进来吗？老爷现在生病躺在床上，我这儿又有女客。你们下人都是一样，主子一有麻烦，没有一个忠心耿耿的。”
这时候儿曾太太和木兰正来探亲，一看牛太太和商人有事情要办，就和素云、怀瑜的太太到隔壁另一间屋子去了。
牛太太向商人转过脸去问：“你要干什么？”
商人回答说：“我要我的钱。”
商人态度客气，但是话说得很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张字据。他说：“太太，三年前，我在方家胡同给您盖一栋三万五千块钱的房子。给牛大人盖房子，我敢赚一块钱吗？你当时给了我两万七千块钱，说就算是清了。像您这样官大势大的太太们这么说，我们敢怎么样？盖那栋房子，连工带料，我就赔了七、八千块钱。您当时答应我找官活给我做，那点儿钱，我就算孝敬大老爷了。后来，我不但一点儿官活没包上，而且每次我来，都不许我见您，可是王大耳朵把活都包去了。现在我也不再想做官活。我要我的钱。八千块钱加这三年的利钱，应当是一万两千多。我是生意人，不能像你们做官的在纸上写点儿什么，就能上千上万的进洋钱。”牛太太不肯付钱，并不是说什么道理，只是说她没有钱，意思是不打算给。商人失去了客气礼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于要打官司告状。素云在里间屋愁眉苦脸。曾太太觉得当时太难为情，就和木兰从另一个走廊连忙溜走了。后来，木兰听素云说，由于门房儿答应代垫四千块钱给那个商人，事情才算了结。其实说是四千块钱，商人只拿到三千。
另外一次前去探亲，木兰又知道了一件事，也是素云引以为恨的。木兰发觉牛太太，也就是素云她妈，在家有一个私生女儿，叫黛云，八岁大。黛云像一般的私生子一样，非常聪明，不过没有她母亲美。脸上多肉，嘴很敏感的样子，倒像她父亲。非常活泼，爱说话，可以说是家里的一个精灵鬼儿。牛太太虽然把丈夫看得很紧，禁止他纳妾，可是也不能完全阻止他在外头有那种事情。她发现之后，大怒，立刻逼着丈夫丢开那个情妇。她丈夫一向俯首贴耳惯了，至此颇觉丢脸，像个逃学的顽童一样，只好老老实实的就范。黛云的母亲接受了三千块大洋，被送回南方去，禁止再踏进北京城，否则后果严重。那时牛家气焰正盛，黛云的母亲知道马祖婆的虎威，不可与之抗衡，悄悄儿南下，被迫把女儿扔下。那时黛云正好六岁。现在她不得不叫牛太太“妈”，但是由于环境关系，不久就变成了个小叛徒。
等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牛太太觉得时机已至，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算给丈夫弄个官职，竟然失败。袁世凯很有用人的眼力，他用人的时候儿，他知道这个人求官的动机为何——求钱，求名，求势力，求女色，他总让人人称心如愿。可是他决不愿用像牛思道过去那么名声狼藉恶迹昭彰的人，让自己的新政权受到污染。所以他对为牛思道说项的人，说先让他休养些日子，这样说来还算中听。牛家遭受了这种挫折，也渐渐接受了这种新形势，于是在民国二年，决定搬到天津去住。住在租界里，交新的朋友，形成新关系，也摆脱了旧日闲话中伤的气氛环境。
在曾家，素云感觉到那种气氛——因为这些事情只有感觉到，并不是谁分明用嘴说出的。由于素云对仆人的态度，这种紧张的情形越发加甚。她的丫鬟金香，向来跟别的丫鬟很冷淡，从不接近，因为素云不鼓励她去和别的丫鬟厮混，或是和她们亲密结交。一天，金香向曾太太的丫鬟凤凰找碴儿吵架。凤凰很高傲，话里有一两句显示讽刺的味道。金香向主人告状。素云把这件事告到婆婆那儿去的时候儿，婆婆早已听见自己的丫鬟说过那次口角发生的情形，因此不肯在素云面前责骂凤凰，素云就把这件事做为自己在家里站不住脚的证明。
因此之故，素云常常请求回天津娘家去。在曾家，有老祖母高高在上，下有干练的曾太太，使那么个大家庭人人各守其份，各尽职责，素云的跋扈飞扬的本性，压制得无法施展，她颇为不乐。素云虽然是离开北京到天津娘家去住，可是她并不和曾家的生活一刀两断。不管古往今来，每个人的生活，一定会影响他周围的别人，尤其是家族的关系。素云离开北京，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和不满足的野心，就影响了经亚，就犹如木兰的生活之影响荪亚，此种情形，容后再说。
在目前，荪亚是闲在家里，享福度日，经亚在政府机关里有个差事。荪亚向父亲说，政府目前太不安定，并且因为到了民国时代，也许不应当像以往那样做官，他自己也可以走另外一个行道儿，他若再多念点儿书，也未尝不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他也正遭遇到选择职业的问题。他没有向父亲说出口的，是他厌恶政治。
他父亲对民国这一代并不热心。似乎是由于政权的转移，满清官场那种味道都已破坏无余。他觉得民国的官服太可笑。他在不得已之下才剪去了辫子，认为这是老年人的老不正经，颇失老人的尊严。倘若他在新政府为官，他要不要穿那种丑陋的怪裤子？穿那种怪领子的衬衫？也系上那样的领带？要不要像自己几个老同僚看来那么滑稽可笑？穿着中国的长袍而带上外国的呢帽，看来又成什么样子呢？曾文璞是一个高雅之士，为了身份体面，也戴瓜皮帽盔儿一直戴到老，这种帽子和他的中国长袍儿是正相配合的。因为他习惯于中国长袍儿轻松洒脱、飘飘然的线条，走起来显得步态大方而悠闲从容，他想自己穿着裤子让人看到，真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外国绅士穿裤子，才走得那么快，像贩夫走卒那么没有尊严，所以中国才叫他们直腿鬼子。他看见些年轻的返国留学生，还有南方来的革命党人，走路拿着文明棍儿，戴着烟囱帽子，说南腔北调儿的官话。在他心里，很看不起这种人。若是这类年轻的后辈新贵或是暴发户儿跟他握手，他觉得握手太不雅观，太尴尬，手摸手，太亲近了。官衔也改变了，旧的联想含义都一扫而空了。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早已废弃。大臣不再叫郎中，六部中副级的大臣不再叫侍郎，一省的最高长官不再叫总督，知府也不再叫道台或府尹。一切都改用含有民主味道没有神秘气息的粗俗名字。叫什么“部长”、“次长”、“省长”、“县长”。旧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旧日的文武百官之高贵威武也再无从得见了。过去士大夫的揖让进退，文质彬彬，自然的庄严肃穆也无影无踪了。所有红缨帽子，水晶顶子的帽子，宽大系带子海蓝色的官袍子，方头黑缎白底的靴子，水烟袋，高雅和谐的笑声，用手指头捋胡子那种斯文的姿态，引经据典风雅优美的谈话，意在官外合礼中节的措词达意，巧妙的纡曲遁词，柔和流畅节奏美妙的京腔，一切一切都不可再见了。斯文儒雅的士大夫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没开化不斯文的一代年轻人。
有一个回国来的留学生，自称是政府某机关的官员，来拜访他，和他说话的时候儿，不断野蛮的用食指指他，这等官员连官话也不会说，广东籍的革命党说起话来更是罪不可恕。甚至，孙中山先生把“人”字都说成“银”。据说一个回国的留学生，在江苏省政府的会议上，在中国话里夹杂上英文字，如but，democracy，so longas。不懂英文的人听来难受得要死。曾文璞相信确有此种情形，因为一次饭局上，有一个年轻人说话，在他听来，那个人说的似乎是：“瓦拉，瓦拉，你说的并不是真喀哧夫耳克沙包；昂尼拉拉拉，他的胖头有，申树阿拉和你的一样。”若只按英文部分听来，上面说的话似乎是：“但是你，看，瓦拉——瓦拉——瓦拉——瓦拉，但是可能。在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基本上瓦拉——瓦拉——拉——拉——拉。”
因为这种缘故，曾姚两位先生见面时，必须把政治避开不谈。时代的改变，使姚思安的思想得以免除约束，得到自由，曾文璞则不与时代有接触，也不为时代所沾染。他仍然是一位满清官僚那一套，丝毫不曾改变，与时代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仍旧昂然不屈，傲视一切。木兰深信有朝一日他躺在棺材里之前，还一定要吩咐给他穿上大清的靴帽袍套那身官服才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