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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并不十分精确。”
“对了。因此，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气象站也许没有提供高质、可靠的数据。”
“有这种可能。”埃文斯说。
“在这期间，你认为哪个国家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保持着最好的气象站网络？”
“美国？”
“对。我认为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这里还有一张图。”
“这张图看起来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第一张世界气温图。”
“不完全一样。”
“１８８０年以后的气温变化如何？”
“好像，呃，上升了三分之一度。”
“一百二十年中，上升了三分之一摄氏度。并不是急剧上升。”她指着那张图，“上个世纪中最热的是哪一年？”
“好像是１９３４年。”
“在你看来这张图是不是也表明全球变暖了呢？”
“啊，气温确实上升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的。但在那之前的三十年，气温下降了。美国现在的气温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气温大致相同。因此，这张图也认为全球变暖了吗？”
“是的，”埃文斯说，“美国的变化也许没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明显，但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最精确的气温记录表明上升的温度最低，你对此是否感到不安？”
“不会。因为气候变暖是一种全球现象，并不仅仅指美国。”
“如果你非得在法庭上这样辩护，你认为你能说服陪审团站到你的立场上来吗，或者陪审团看着这张图，这些关于全球变暖的东西不值得当真？”
“你在诱导证人。”他说着，笑了起来。
说实话，埃文斯感到有点儿不安了。工业黑客们会把经他们篡改和歪曲的数据拼凑在一起，然后发表一通精心准备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演说。不知怎么的，埃文斯开始怀疑这一切。
詹尼弗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这些图表中的数据都很可靠，彼得。关于温度的记录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二氧化碳的标准来自夏威夷活火山莫纳罗亚山和南极洲罗多姆的海岸冰芯。全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采集到的。”
“对，”他说。“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正在变暖，而且成了全球一个最大的威胁。”
“好，很好。”她流畅地说道，“我很高兴，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你的看法。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卫？”
一个研究生身体前倾：“埃文斯先生，我想跟你谈一谈土地使用、城市热岛效应和对流层温度的卫星数据。”
埃文斯心想，噢，天啊。可他还是点了点头，“好吧……”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面温度如何随着土地用途的不同而变化。你对这个问题熟悉吗？”
“不太熟，不熟；”他看了看手表。“坦白地说，你们是在细节这个层面上工作。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听科学家说——”
“我们准备起诉。”詹尼弗说，“根据这些科学家的言论。这场官司打的就是这些细节。”
“打，”埃文斯耸耸肩，“谁去打？有点成就的人一个也没有。而著名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不相信全球变暖的。”
“在这点上，你错了，”她说。“辩护律师会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哥伦比亚、杜克、弗吉尼亚、科罗拉多、加州柏克莱，以及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将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他们也许还会邀请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还将向英国、德国马普实验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们求助。这些教授们会列举理由证明全球变暖，说得好听点，是未经证明，说得难听点，纯粹是白日做梦。”
“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是由工业界资助的。”
“有几项是。不是全部。”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
“这场官司的焦点，”她说，“是那些数据。”
埃文斯看着他们，见他们一脸关切。他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
“但这很可笑，”埃文斯说，“你们只要读读报纸，或者看看电视——”
“报纸和电视容易受到精心组织的媒体运动的影响。而诉讼不会这样。”
“不说大众媒体了，”埃文斯说，“读一读科学杂志吧——”
“我们读了。对我方不一定有帮助。埃文斯先生，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看。可以保留自己的主张，我们继续吧。”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贝尔德让他结束了这段痛苦的采访。“把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那个人带到我办公室，”他说，“我跟他谈十分钟。”
《恐惧状态》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１３ 瓦努图小组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中午１２时０４分
贝尔德坐在玻璃隔起来的办公室里，双脚跷在一张玻璃桌上，正埋头于一堆简报和研究论文之中。埃文斯进来时，他仍然这样跷着。
“你觉得有意思吗？”他说。他指的是刚才那场谈话。
“有点儿意思吧，”埃文斯说，“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他们担心自己会输。”
“我相信，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贝尔德说。“没有任何怀疑。但我不想让我们的人也那样想！我想让他们非常担心。我想让我的团队在任何考验面前都战战兢兢。特别是在这次考验面前。我们跟美国环保署打的这场官司，可以预见，环保署会聘请著名环保律师巴里·贝克曼。”
“哟，”埃文斯说，“他可是个大人物。”
巴里·贝克曼是他那一代中知名度最高的诉讼律师。二十八岁时当上斯坦福法学院教授，三十岁出头时，离开大学，开始私人执业。他已为微软、丰田、菲利普和许多跨国公司做过代理。贝克曼头脑异常敏捷，举止迷人，有幽默感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他在最高法院辩论时（他已在那儿辩论过三次），引用文献的页码来回答法官问题的情形。“阁下，我相信你在第二百三十七页第十七个脚注上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等等。
“巴里有他的缺点。”贝尔德说，“他手头信息太多，很容易跑题。他喜欢滔滔不绝。我曾赢过他一次，也输过一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会看到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垒。”
“还没有提出起诉之前，就请律师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这是一种策略，”贝尔德说。“管理部门现在不想抗辩。他们相信自己会赢，而不想上法庭，因为一上法庭公众会对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他们胁迫我们撤诉。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会撒诉的。特别是我们有莫顿先生充分的资金支持。”
“很好。”埃文斯说。
“同时，挑战也是严峻的。巴里会摆出证据，说全球变暖证据不足。辅助科学软弱无力，十至十五年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他会摆出理由，说就连全球变暖的主要支持者们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全球变暖能否预见，全球变暖是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是否确有其事。”
“主要支持者们是这样说的。”
贝尔德叹了一口气：“他们是这样说的，在杂志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东西。”
“这些言论确实存在。巴里会把他们挖出来。”他摇了摇头，“有些专家在不同的时期观点也不同。有的人曾说二氧化碳增多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他们又说是个大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证人的话不能被反转过来攻击他自己的，这会使交叉询问证人时出糗。”
埃文斯同情地点点头。他熟悉这种情况。你在法学院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法律不是关于事实真相的。它是解决争端的。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事实真相也许会，也许不会，显现出来。通常，它不会显现出来。起诉人也许知道一个罪犯有罪，但仍然不能宣告他有罪。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贝尔德说，“这场官司要以太平洋的海平面的记录来定。我们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数据。”
“为什么要根据海平面的记录来定？”
“因为我相信，”贝尔德说，“我们应该扭转这场官司的方向。这场官司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