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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父亲领了伤残退休金，永远离开了军队。在训练新兵时，一个新兵因害怕将一颗手雷掷到了父亲脚下——幸运的是，手雷没有完全爆炸，所以爸爸只失去了左脚的大部分，而不是胸部以下的所有躯干。
由于那笔退休金，他提前一年娶了我母亲。但是他还是回到了德里——如他自己所说，德里从来就没有逃离他的记忆。现在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有天意，让他回到德里以便我能在8月的那个夜晚，在那个圆圈里占据我自己的位置。如果宇宙有轮回的话，恶总是被善补偿H是善也能使人敬畏。
父亲攒了一笔钱，在德里买了一个农场，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
“一开始我们并不如意。”父亲曾经这么说。“周围的人并不想要黑人做邻居。我们也知道会是那个样子——我从来没有忘记‘黑点’酒吧的大火。路过的孩子们会扔石块或者啤酒罐。头一年我换了20次玻璃。有时也并不是孩子。一天早上起床，我发现在鸡窝边上画着一个纳粹党徽，所有的鸡都死光了。有人在鸡食里下了毒。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养过鸡。
“但是县治安官——那时德里还没有警察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正如我说过的，在德里既有坏人也有好人。他最终查出了是谁干的。你猜是谁干的？你可以猜三次！”
“我不知道。”我回答。
父亲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拿出一块手绢，抹去了眼泪，说道：“巴蚩·鲍尔斯！就是你们学校最爱欺负人的那个孩子的父亲。老子是个恶棍，儿子也是个混蛋。”
“学校里的孩子都说亨利的爸爸是个疯子。”我接上去说。
父亲说道：“好了，我告诉你，说他是个疯子并不太错。人们说从太平洋回来之后他就一直不正常，他在那里当过海军。治安官把他拘留了；他叫嚷着说那都是爱黑鬼的人捏造的，他要起诉每一个人。
治安官告诉他要么赔我200美元，要么就得坐两年牢。一开始他不服气，说杀死黑鬼的几只鸡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当治安官说起诉的是他在鸡窝上画了纳粹党徽时，他只好屈服了。他让弟弟卖了自己的一辆新车，赔了我200美元。后来他四处宣扬说要烧死我。一天下午，他开着一辆旧车外出，我驱车从后面追上了他。在威产姆大街的铁路货运场旁边，我把他截住，用我的步枪逼着他叫他出来。
“‘你敢放火的话，我就让你尝尝黑人的钢枪。’我告诉他。
“‘你不能那样跟我说话，黑鬼。’他说。他吓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你不能那样跟一个白人说话。当时我已经考虑好了，麦克。如果我不永远吓倒他的话，他总会找我的碴儿。看看周围没有人，我走了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把他揪下车来。我用枪口顶着他的下巴说：“你再敢叫我一声黑鬼，我就叫你的脑袋开花！相信我，如果你胆敢放火，不仅是你，而且你老婆，你的小崽子，还有你没用的弟弟，都得尝尝我子弹的味道。我已经受够了。
“他哭了起来。我一生当中可从没见过比那更丑陋的一幕了。他哭泣着：“看看这算什么世道，一个黑……有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枪指着一个好人的头。”我说：“这世界看来真的出毛病了。不过那没关系。现的问题是我们达成一种默契呢，还是你想让脑袋上开个窟窿？他最后当然不想让脑袋开窟窿了。那可能除了你的狗奇皮之死以外，我和巴蚩。鲍尔斯最后的一点麻烦。没有证据证明狗是他杀死的。奇皮可能吃了毒饵。
“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找我们的麻烦了。回头想想，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如果说有时我做梦会梦见那场大火，那也没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做一些噩梦的。”
1985年2月28日
坐下来写“黑点”酒吧大火已经有一段日子，可是我仍然无从下手。就像是读一本侦探小说，悬念迭出，到处都有谜团。
我仍然记得父亲的声音——低沉而且缓慢，但是却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现在是10点钟，图书馆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关门了。在灯下写作，我能听到雨雪敲打窗户的声音。我还能听到其他的声音——隐秘的吱吱声和碰撞声。我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老建筑都有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在今晚这样的风暴中，在某个地方是否有一个小丑在兜售气球？好了……没关系。我想我已经了解了父亲最后的故事。就在他死前6周，我在医院他的病床前听到了那个故事。
每天下午放学我都和母亲去看他。到晚上，母亲得留在家里干家务。我就一个人骑车去医院陪他聊天，照看他。对一个只有16岁的孩子来说，那真是痛苦的6个星期。我爱我的父亲——看见他日渐推怦不堪的样子，看着他那被病痛折磨的面孔，我几乎无法忍受。癌症不止是在杀死我的父亲，它正在侮辱他的尊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想不起什么东西再和他聊了。尽管每天我都想着不同的东西来谈，但是我们俩的话题都已经用光了。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过癌症，但是有几次在沉默当中，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真想提起它——于是我就拼命地去想一些别的话题来转移一下。
就在那种令人害怕的沉默之中，我再次向他问起了“黑点”大火的事情。那天晚上他刚刚服过止痛麻醉药，一阵清醒，一阵迷糊；一阵说话清楚，一阵犹如梦吃。问起那件事情没有真正的原因，它只是突然跳进了我的头脑。
他的眼睛亮了。他笑了笑。“你从来没有忘记它，是不是，麦克？”
“是的。”我回答。尽管我已经3年多没有想过它，我仍然加了一句他常说的话：“它从来没有逃离我的记忆。”
“好的，我告诉你。”他说，“15岁也够大了，你的母亲也不在这里阻拦我了。还有，你应当知道，那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德里镇，所以你要小心。千万要小心，记住了吗，麦克？”
“记住了。”我说。
“好。”说完，他的头落到了枕头上。“那很好。”我以为他又要犯迷糊了——他的眼睛也闭上了——但是他又开始说话了。
“1929年到1930年；司，在德里空军兵团基地里有一个军士俱乐部。其实它也就是一间临时营房，但是里面装修得很好——有地毯，有隔间，还有投币电唱机——周末还提供软饮料……周六经常有乐队……如果你是白人，一切都不错。”
“当然五连的士兵——都是黑人——不允许靠近那个地方。德里还有几家低级酒吧，光顾那里的都是些伐木工人；有些酒吧还有妓女服务，于是很多人都去那里。但是对于那些孩子——像我和我的朋友来说，花钱找妓女得好好寻思一番。”
那天晚上父亲服用了麻醉剂；要不然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他15岁的儿子讲那些东西。“然后镇理事会的代表出面了，他们抗议说我们骚扰白人妇女，而且非法饮用私酒。但是此后情况还是照旧，因为那些白人妓女们和伐木工人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恶意。甚至有一次一个工人对我说，我简直就是一个棕色皮肤的白人。”讲到这里父亲大笑起来，我也笑了。
他笑得那么厉害，以至于肚子开始剧痛。他按住腹部，眼睛向上翻着，牙齿紧紧咬住了下嘴唇。
我连忙问道：“需要找护士吗？”
“不……不用。我马上就好了。最坏的事情是，麦克，你想笑的时候竟然不能笑。以前可没有这样。”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们惟—一次差点提到就要杀死他的癌症。然后他喝了一小口水，又开始讲了。
“最终，镇理事会的5个老人被激怒了。他们和基地领导交涉，说是五连的黑鬼污染了那里的环境。
“后来弗勒少校在现在纪念公园的地方，找了一间旧棚屋，然后把五连召集起来，告诉我们说它将成为‘我们’的俱乐部，以后禁止我们接近德里的那些酒吧。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那间旧棚屋改造了一个酒吧——后面隔开，作为一间小厨房；靠墙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吧台，卖汽水和啤酒——当然我们知道，想喝烈性酒得偷偷摸摸的。地板虽然有点服，但我们把它油漆得很好……就在仲夏，酒吧就投入运营了。一直到被大火烧毁之前我们仍在努力装饰它。星期五的晚上，我和麦卡斯里在酒吧外面竖起了店牌，上面写着两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