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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真像一场噩梦。《阁楼》的制片人弗雷迪。费尔斯通一上班就要找比尔。那天奥德拉的特技替身演员范起一场风波。好像特技演员也有一个行会。那个特技女演员已经完成了这个星期的任务，所以她的行会要求弗雷迪签一张工资欠单，要么就另找替身。可问题是找不到跟奥德拉身形更相似的替身女演员。于是弗雷迪决定请一名男演员来演替身。但是行会老板说那违反了行会的章程，有性别歧视之嫌。
在电影圈弗雷迪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他大动肝火，把行会老板扔了出去，然后回到办公室想了20分钟，出来便要找比尔。他想让比尔重新修改这一幕，省掉摔下楼梯的场面。奥德拉迫不得已告诉他比尔已经不在英格兰了。
“什么？”福雷迪惊呆了。他看着奥德拉好像她在说疯话似的。
“你说什么？”
奥德拉怯生生地告诉他事情的全部经过。她知道弗雷迪不相信她的话。
“那么现在怎么办？”弗雷迪问她，她也只有摇头。“我可以跟那个行会老板讲和，”他说，“但是之后该怎么办？我们还有4个星期的摄影任务，而你的丈夫却到了马萨诸塞——”
“缅因——”
他挥了挥手。“不管在哪儿。没他在，你怎么过？”
“我”
他探过身来。“我喜欢你，奥德拉。真的。我也喜欢比尔——虽然他给闯出这么多乱子。我们可以把剩下的事情做完。如果剧本还需要改写，我来做……即使他不满意，也只能怪他自己。我可以没有比尔，但是我不能没有你。我不会让你跑回美国去找你的男人，我要让你全力以赴，你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让你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你能像一个真正的演员，尽职尽责，那么这事我们暂且不提，也许一直到拍摄完成。但是如果你撂下挑子走人，我可就不客气了，虽然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明着告诉你如果你撂挑子，我保证你在这个圈子里再也混不下去。我是很认真的。你不喜欢这样吧广”对。“她软弱无力地说。实际上，她什么都不在乎。
她的心里只有比尔。弗雷迪是个好人，但是他不懂感情；他所关心的只有他的电影。他没有看到比尔的眼睛……没有听到比尔结结巴巴地讲话。
“好。”他站了起来。“我们一起去喝一杯。”
她摇摇头。“我从不喝酒。我要回家，好好想想。”
他目光执着地盯着她，一手拿着电话。“我相信你打算去找他，”
弗雷迪说，“我也要告诉你，那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好姑娘。”
他的神经有些不大正常，但是他有稳固的根基。他会使他的根基动摇，但是那时候他就会回来。如果他想让你跟他一起走，他早就跟你说了。“
“我还什么也没有决定。”嘴上这么说，她的心里知道已经决定了，甚至今早来上班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多保重，亲爱的，“弗雷迪提醒她，”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她觉得他在向自己施加压力，想让她屈服，许诺，做好她的工作，就这么被动地等着比尔回来……或者消失在过去那个他曾经走出来的黑洞里。
她走过去，亲了亲他的脸颊。“再见，弗雷迪。”
回到家里，她就打电话给英国航空公司，打听到BA＃23在班戈降落，那里距德里不到50英里。
“给您预定这班飞机吗，夫人？”
奥德拉闭上了眼睛，耳边又响起弗雷迪的警告。
弗雷迪不想让她去，比尔也不想让她去，可为什么她的心告诉她，她必须去呢？上帝啊，我真——“夫人？您在听电话吗？”
“定。”奥德拉说完了，又有点犹豫。也许她该睡一会儿，让自己和这些奇怪的事情拉开距离。“明天。一等舱，如果可能的话。不过什么都行。”如果我改变了主意，我可以取消机票。很可能。等我醒来的时候，头脑就清醒了，一切都清楚了。
但是，到了今天早晨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她的心还是不停地嘶喊，催促她赶快上路。她做了一夜噩梦。于是她打电话给弗雷迪，并不是她想这样做，而是因为觉得欠他一点什么。她结结巴巴地告诉他自己觉得比尔多么需要她，那边突然就挂断了。
他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奥德拉想，那咋嗒一声轻响已经说明了一切。
5
飞机于美国东部时间7：09分在班戈降落。奥德拉是淮一下飞机的乘客。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可能在想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么一个小地方——下飞机。她领取了推一的一件行李，直奔租车行。她比汤姆走运，在国家汽车租赁行租到了一辆车。
她意识到自己刚到美国15分钟，就又开始按照美国人的方式来思考。这使她感到很可笑。
她找来一张地图，租车行的小姐帮她找出一条最佳路线。
10分钟后，奥德拉就上路了，每到一个路口就提醒自己如果忘记了，靠左行驶的话，她就会被撞得粉身碎骨。
她大着车，意识到这一生中从没像现在这么恐惧。
6
真是无巧不成书。汤姆在杰克逊大街上的考拉旅店定了房间，奥德拉在假日旅店落了脚。这两家汽车旅馆正挨着。一条水泥人行道将两家旅杯向停车场分隔开来。两人的车恰巧头对头，停在一起。
7
这一天亨利一直都在东躲西藏。有时睡一会儿，有时躺在那里看着警车疾驶而过。
那些失败者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亨利正在听月亮上传来的声音。
天黑之后，他就站在路边，准备搭便车。
不多时，一个笨蛋开车过来，让他搭上了车。
1985年3月17日
1930年深秋发生在“黑点”酒吧的那场大火。
我能够确定，大火——我父亲死里逃生的那场大火——结束了1929年到1930年发生的一系列谋杀案和失踪案的循环；如同铁制品厂的那次大爆炸结束了25年前的那一次循环。似乎每次循环都需要有邪恶的牺牲来安静德里镇那种可怕的力量……让它再睡上25年左右。
但是如果每个循环都需要牺牲结束的话，那种循环似乎需要某种类似的事件来发动。
于是我开始追踪“布雷德利帮”事件。
他们是在运河、梅思和堪萨斯三条大街的交界处被处死的——离比尔和理奇1958年6月那天见到的照片里的那个地方不太远——在1929年10月，也就是“黑点”大火的13个月前……在证券市场车祸发生后不久。
至于“黑点”大火，许多德里居民不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
他们或者说出城去拜访亲戚；或者说那天下午睡午觉，直到晚上听广播才知道发生了大火；或者他们只是对你撒谎。
警察局日志显示苏利文警长那天甚至不在城里；但是一本关于帮派的参考书里有一张照片，里面一个人咧着嘴笑着，站在被子弹打成筛子的艾尔·布雷德利的尸体旁。如果那个人不是苏利文警长，那一定是他的孪生兄弟。
最终从凯尼先生口中，我才得知了故事的全部经过。
诺伯特·凯尼，从1925年到1975年他一直是中心大街药店的老板。他很愿意和我聊聊天；但是和贝蒂。理普瑟的父亲一样，在他讲故事之前，也要求我关掉录音机。
“没有理由不告诉你。”他说。“没有人会出版，即使出版了也没有人相信。”他把一个老式的药罐拿到我面前。“来颗甘草糖吗？我记得你总是对红色的感兴趣，麦克。”
我拿了一颗。“苏利文警长那天在场吗？”
凯尼先生笑了，他也拿了一颗甘草糖。“你想知道，是不是？”
“我想知道。”我嚼着那颗甘草糖。记得小的时候，我把几分钱在柜台上推给凯尼先生，买过一次甘草糖，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它还是和过去一样那么甜。
“1951年鲍比。汤姆逊在淘汰赛中击出那次本垒打时，你还太小记不住。”凯尼先生说。“那时你大概4岁，此后几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那场棒球赛，说纽约大概有一百万人声称自己那天就在球场观战。”凯尼先生用手绢仔细地擦去嘴角流下来的口水。我们就坐在药店后面的办公室里；尽管诺伯特·凯尼已经80岁，而且退休已经10年，但是他仍然给他的孙子记账。
“但是关于‘布雷德利帮’事件恰恰相反！”他大声地说。他微笑着，但是那微笑并不愉悦——而是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