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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天的参观中，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我总是尽量低着头。我发现并非是我一人如此，整个的参观行列中，没有一名犯人是敢大声出气的。在抚顺曾督工修造日本神庙的大下巴，更是面如死灰，始终挤到行列中心，尽量藏在别人身后。我们到达台山堡的时候，简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脸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不安地听了农业社主任给我们讲的农业社的历史与现况，然后，又随着他看了新式农具、养鸡场、蔬菜暖房、牲口棚、仓库等处。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人不多，许多社员都在田间劳动。在参观的几处地方遇到的人，态度都很和善，有的人还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我庆幸着人们都没把我认出来，心里祝愿能永远如此。但是到最后，当我访问一家社员时，我就再也无法隐藏我自己了。
我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家姓刘，一共五口人，老夫妇俩参加农业劳动，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二儿子读中学，女儿在水电站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刘大娘一个人在家。她正在做饭，看见社干部领着我们进来，忙着解下围裙，把我们让进了新洋灰顶的北房。她像对待真正的客人似的，按东北的风俗让我们进了里间，坐上炕头。我坐在炕边上，紧靠着西墙根一个躺柜，柜面上摆着带有玻璃罩的马蹄表，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
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没有告诉刘大娘我们是什么人，只是对她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刘大娘不擅长词令，但是从她断续而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的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的别提，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围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正说着，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废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废使他就像一只狗似地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记账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忿怒。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眼神和声调里充满了愉快和自信。他和母亲不同的地方，是谈家里的事比较少，而谈起了社里的暖房蔬菜的生产，则是如数家珍。这个社的蔬菜，主要是供应市区需要，不分四季，全年供应；蔬菜品种大部分是解放前没有的。当他历数着西红柿、大青椒等等品种的产量时，他母亲拦过了话头，说他们这一家从前不用说没见过西红柿，就连普通的大白菜也难得吃到。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生活，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我们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儿子不禁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道：“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
刘大娘的这句话，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我刚走进这家人的房门时，还担心着是不是会有人问起我的姓名，而现在，我觉得如果在跨出这个房门之前再不说出自己的姓名，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欺骗。
我站立起来，向着刘大娘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我的话音未完，同来的几个伪大臣和伪将官都立起来了。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
……
那老大娘呆住了。显然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即使她知道来参观的是汉奸犯，也未必料到我们的姓名和具体的身份，即使她知道我的姓名、身份，也未必料到会向她请罪，请她发落。……
她怎样发落？痛骂吧？痛哭吧？或者走出去，把邻居们都叫来，把过去的死难者的家属都找来，共同地发泄一番怒气吧？
不。她叹息了一声。这是把凝结起来的空气和我的心脏融化开来的叹息：
“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她擦擦眼泪，“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原来我们是默默地垂泪，听了这句话，都放声哭出来了。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半晌没说话的儿子说，“毛主席说，大多数罪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可以原谅你们！”
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被我想象成“粗野的、无知的、容易激动地发泄仇恨而又根本不管什么改造和宽大”的农民，就是这样地宽恕了我们！
这是如此伟大的、不可能用我的标尺加以衡量的人。
我用最卑鄙、最可耻的坏心去揣度他们，而他们却用那么伟大、那么高贵的善心对待我们。
他们是今天当家做主的人，强大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所领导的巨大力量全部站在他们身后，他们面前是对他们犯了滔天罪行的罪犯，而他们却给了宽恕！
他们为什么那样相信党和毛主席？他们怎么能把党的改造罪犯政策从心底上接受下来呢？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什么那样相信人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它的政策？
这一次的参观也给了我答案。
四、变化说明了一切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的沉默。一进监房就开始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
“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
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有些饱经世故者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我们组里的老元就是这样的人。这回，他也服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那是我们亲自尝过的，谈到工人的伙食，那是我们亲眼看到了的，说到工人宿舍的瓦斯灶，有人说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元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
大家先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经他一说才明白，原来别人注意工人宿舍里的陈设，他却走到屋子后面，看了人家的垃圾箱。他发现了那里面有鱼骨头、鸡蛋皮以及其它东西。
做过东北军小粮秣官的“兴农部大臣”老南，平常话很少，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他说：“不但在伪满，工人家里找不出鱼肉来，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从小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老正，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我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
变了！——这句话引起我的共鸣，我另有自己的感受。
我受到了人民的宽恕，由于过分出乎意料，这三天参观当中老是想着：这是真的吗？他们受了汉奸那么多的罪，竟肯拉倒了吗？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竟是到了这种程度吗？这是什么原因？
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的，在抚顺到处都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残留火区的尘烟和新建的电气火车轨道，地下矿一百五十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坑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员司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