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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来说，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件事对醇亲王说来无疑地是个很大刺激，因为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惟一的本分。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这座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闹事，建议暂时停工，因此夺官，“交部议处”。而醇亲王却一言不发，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一八九○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手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
二、外祖父荣禄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①，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①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清朝制度对亲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清末广泛推行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使。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由醇亲王奕囗生前监工督办，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而对荣禄却有了进一步的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的关系，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江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和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维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和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和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和行前荣禄还握着他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和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辅，统辖近畿三军。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附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翁同和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①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杖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①谭嗣同（1865—1893），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战争失败，在测阳创“算学社”著“仁学”，后又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被袁世凯出卖后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维新派的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旧史称为六君子。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在政变后曾散布过光绪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绪。这个阴谋不料被人发觉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荣禄劝告她，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亻隽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亻隽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痛的问题。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